王志樂:關于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三點看法

王志樂:關于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三點看法
2020年05月27日 14:42 新浪財經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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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0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線上專題研討會通過網絡平臺順利召開,主題為“外貿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與展望”,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全國企業合規委員會副主席王志樂出席會議并發表主旨演講。

  關于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三點看法

  疫情確實對中國的對外經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大家比較關注外貿、外資,也有很多人非常關注全球產業鏈的變化。最近我聯系了十三四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總部高管,都是一些產業鏈領頭的企業,歐洲、美國、日本、韓國、印度的企業,了解他們的現狀和想法,再結合我平常的研究,集中在全球產業鏈重構這個問題上談一點看法。

  第一,新冠疫情和全球產業鏈重構

  5月14號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新冠疫情和經濟發展的時候,中央領導高度重視產業鏈的問題。根據央視的報道,會議指出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而且提出要把產業鏈現代化。全球產業鏈是由跨國公司構建和引領的,現代的外貿很大成分是全球產業鏈內部貿易,全球產業鏈把外資、外貿這些問題集中在一起,非常值得我們關注。我從90年代一直跟蹤研究跨國公司,我覺得全球產業鏈的出現大約是在1992年以后,當時“冷戰”結束,出現了全球市場。原來的跨國公司轉型為全球型的公司。這些公司就把原來在國內的產業鏈、價值鏈,或者是若干個國家的價值鏈延伸到全球,構建了全球的價值鏈。我一般是從企業層面講全球價值鏈,但是若干個價值鏈,特別是同產業價值鏈在一起合作競爭的時候,他們會形成全球產業鏈。對于價值鏈和產業鏈概念我是這么區分的。

  1992年全球市場出現以后,跨國公司走向世界構建全球價值鏈的時候,主要遵循的是市場經濟規律。他們實際上是按照市場競爭的機制,主要尋求的是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規模效應和成本優勢、競爭機制和效率優勢、投入產出和效益優勢。這些企業在構建全球價值鏈的時候依據的是經濟規律、競爭機制。

  如果全球市場經濟只是講競爭,只是講企業追求他的目標,必然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社會問題、環境問題。所以,在2000年前后,聯合國全球契約這么一個組織建立了,要求加入這個機構所有的跨國公司要承諾承擔社會責任、環境責任、反腐敗。早期是這些企業自己愿意承擔這種社會責任。這個時候,僅僅是企業自己愿意承擔責任,效果并不理想,因為缺乏強有力的監管。2008年12月西門子公司因為商業腐敗,被美國執法機構空前嚴厲地處罰,罰了16億美元,監管4年。這個案子是一個里程碑,此后,國際組織和不少國家政府加大監管力度,促成大量的跨國公司合規經營。人們發現構建全球價值鏈僅僅引進競爭機制或者是僅僅追求經濟效益是不行的,還須有市場規則,競爭規則必須遵守。所以,你得講市場規則,不能光講市場規律。

  中美貿易戰一個重要內容是美國方面認為中國企業不遵守規則,要拿這個規則來約束中國企業。當時抓住了中興。現在在美國的黑名單上有200多家中國企業,有的被指控違反出口管制規則,有的違反反海外腐敗法,有的參與洗錢等等。美國執法機構還抓了一批盜竊知識產權的公司或個人。其實講的都是規則問題。中國大約比美國晚了10年,國際上是2008年西門子案為標志開始強化合規監管的。

  那么,什么是合規呢?合規主要是企業被要求履行合規義務。合規義務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要遵守合規的要求,這個要求主要來自外部的法規、外部的監管規定。另外一個方面是要兌現企業自己的合規承諾。就像剛才講的聯合國的全球契約。企業違反了合規監管要求或者違反了自己的合規承諾,就會被處罰,帶來非常大的風險,會對企業所在的全球產業鏈造成一定的震撼。這是講規則階段。

  這次疫情到來后,各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對價值鏈或者產業鏈的規范不光是講這些規則了,他把價值觀、把國家安全這樣一些地緣政治因素引進來。比如他最近要處罰中國電信等四家電信企業。中國電信在2007年就拿到了在美國的營業執照,現在被要求退出美國經營。什么理由?國家安全。甚至于把價值觀也引進來,美國司法部高官說這樣敏感的產業只能是美國和價值觀相同的國家合作開展。所以,講安全以后,就對企業按經濟規律構建產業鏈帶來了非常大的干預。

  我總結全球產業鏈構建過程中有三講。最早這些全球型企業進入中國投資建廠,后來中國企業走出去都是融入或者構建全球價值鏈,都是按經濟規律去做的。但是只講經濟規律確實不夠,還需要有全球市場規則,否則全球企業就會演變為野蠻的叢林規則的競爭。全球規則2000年開始出現,2008年是個轉折點。從那以來,全球企業實際上已經很重視規則和講合規了。但是中國企業晚了10年左右,到2018年才全面開始重視。當我們開始重視合規的時候,疫情又帶來了新的問題,美國等發達國家又強調國家安全問題了。實際上中美貿易戰中已經把安全引進來了。

  從時間上看講規律、講規則和講安全好像有先后順序,但是目前來看這三個方面成為對全球產業鏈發展同時帶來影響的三個因素。經濟規律、市場規則、政府的政治干預,實際上一起在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出于規模、成本、效益考慮,傾向于更多地按經濟規律構建全球產業鏈。但是政府出于安全的考慮,更多地要求企業服從他的安排。

  現在這個博弈還在進行。比如美國要打壓華為,30多家美國主要供應商去年一直在跟美國國會、美國政府溝通,希望延緩制裁。博弈還在進行。所以,我認為下一段時間全球產業鏈的變化取決于政府和企業雙方關于安全和效益的博弈,決定未來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前景。

  第二,全球產業鏈重構將非常深刻地影響中國。

  對企業來講,全球產業鏈的重構講深刻影響中國企業未來的發展戰略。我們的企業比較關注全球產業鏈布局的重構,也就是地理布局的重構。到底哪些企業要撤離,撤離以后對中國會有什么影響。我覺得有一些產業,包括發達國家政府關注的以安全為導向的產業,像醫藥產業、能源電力產業、通信這種高新技術產業,這些產業一些核心的關鍵環節將離開中國。但是另一方面,以效益為導向企業的努力下,(中國市場已經世界第二大,將來可能成為第一大市場),以中國市場為導向外資企業有可能不走。但是剛才講的敏感部分肯定要走,特別是核心的技術研發部分。所以,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這些企業不一定走,當然有可能是產業鏈高端走了以后,產業的制造、銷售等非核心環節仍然會留在中國。據我調查的十幾家跨國公司龍頭企業,有的還準備加大投資,包括汽車、消費類電子。所以,不能簡單說產業鏈重構一定會“去中國化”,但是對中國的外資肯定會有影響。

  疫情過后外商投資數量有可能減少,但是我不認為這個影響主要是產業鏈重構帶來的,而是這次疫情造成全球跨國投資的萎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那一年全球的跨國投資是18000億美元,2009年一下子大跌,跌了整整1/3,全球外資只有12000億美元。這次疫情我相信它從總量上會跌,但是產業鏈重構不一定會對中國外資數量上帶來那么大的影響。

  第二個影響,按照剛才的分析,全球價值鏈重構不光是地理結構的重構,還是規則的重構。規則重構,剛才提到國際上大約是在2008年,西門子案是一個轉折點,大型跨國公司都紛紛強化了合規,防范由于違規造成的產業鏈震蕩,但是中國企業普遍了解和接受合規大約晚了10年。中國企業真正理解合規大約是在中興案以后。現在合規已經不是簡單的反腐敗了,已經變成了全面合規。像反腐敗合規、社會責任的合規,環境責任的合規,知識產權的合規,數據保護的合規,競爭規則像反壟斷、金融規則像反洗錢、貿易規則,像出口管制等等,幾乎企業對外經營中面臨的重大問題都涉及合規。而且在這一輪中美貿易戰中,歐美日三家幾次溝通,對國際的經貿規則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市場準入中他們要求中國對等開放、擴大開放。在知識產權上要求中國停止“盜竊”和“強制轉讓”。還有一點要求“競爭中性”。這幾個新的規則他們經過七輪溝通形成了一致意見,所以中國政府其實也面臨合規行政的挑戰,怎么辦?這是國際新的通行規則,你要是不接受,你在國際上就很難融入全球產業鏈。所以,我覺得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一方面是地理布局的重構對中國經濟會帶來深刻的影響,主要是高端敏感產業的影響。另外一方面全球價值鏈重構帶來的規則重構對我們的影響應該更深遠。我們以前對硬件的引進,跟國際打交道比較注意,但是對軟件注意的不夠。我們軟實力軟件方面的進展是落后的。

  第三,積極應對全球產業鏈重構

  1.企業如何應對全球產業鏈重構

  中國企業經過前兩個階段的發展,引進了市場競爭機制,按照經濟規律融入了全球產業鏈,甚至于走出去構建全球價值鏈做得相當不錯。但是客觀地講,我們現在對全球價值鏈重構帶來的挑戰認識不足。比如我每年要跟蹤《財富》全球500大公司的變化。在中國入世那年,中國只有11家企業加入了全球500大排行榜。去年中國企業已經有了119家和美國幾乎是旗鼓相當(美國121家)。中國企業的規模發展之快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但是企業往往大而不強。我認為世界一流企業一般情況下都擁有或者主導一條全球價值鏈、產業鏈,而我們進入全球500大排行榜的中國企業,很少有企業能夠構建、擁有和主導這么一條全球價值鏈。更重要的是這些世界一流企業往往擁有強大的合規競爭力,因為他們在十多年前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了。他們在全球合規就是為了保證他們在全球的產業鏈的堅強穩定。但是進入全球500大的中國企業,很多連合規是什么都不知道,普遍缺乏這個軟實力。

  比如2017年進入全球500大排行榜的企業,中國有4家到2018年就被甩出來了,安邦保險、中國華信能源、海航、萬達。前兩家基本上不行了,安邦已經變成了大家保險。這兩家公司嚴重違規,甚至于觸犯法律領導被抓判刑。華信是在海外,在“一帶一路”上行賄,被美國抓住,但后來發現國內他也是做了這樣的事情,牽扯到兩個省部級領導。海航、萬達也有違規的事。所以,我覺得中國企業應該看到我們除了在全球價值鏈中主導能力不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合規問題。最近瑞幸咖啡財務造假被抓,最新的報道美國方面已經要求這個公司退市。中國證監會也首次跟美國有關機構配合調查瑞幸的造假。在美國上市了的公司造假不是他一家,其他也有可能被發現造假的問題。這是嚴重違規。我們以前確實注意不夠。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目前在海外碰到了很多問題,像商業腐敗問題、參與洗錢問題、項目舞弊問題(世界銀行黑名單上有中國900多家企業)、走私逃稅問題、財務造假問題、出口管制問題、知識產權問題(美國的副總統彭斯稱他們正在查1000多個案例,大部分都跟華人、華裔有關)、數據保護問題、國家安全問題等等。這里可能有美國的政治打壓或者說政治陷害,但是應該承認我們的企業在合規問題上確實存在問題。所以,當全球產業鏈重構,特別是規則重構的時候,我們的企業應該抓住這次機會,改變這種軟實力落后的狀態,在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中提升中國企業的地位。否則,有的企業就會被全球產業鏈甩出來。我覺得這是企業應該考慮的。

  2.對政府有關部門的建議

  政府有關部門現在面臨一個挑戰:我們是要構建一個“中國產業鏈”,還是要繼續融入和構建“全球產業鏈”。因為美國這么一打壓,特別是政治干預全球產業鏈,造成我們國內有一些人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產業鏈好像不能做了,甚至都覺得應該關起門來自己干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是擁有全球產業鏈的企業,真正有競爭力的經濟也是融入到全球價值鏈里面的經濟。如果與全球產業鏈脫鉤,必然導致產業鏈上游的研發設計偏離全球主流而落后,也會導致難以獲得能源礦產等國際資源,還會導致失去國際市場,必將大大制約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規模。堅持融入而不是脫離全球產業鏈發展是我們有關堅持的產業發展方向。

  疫情過后,全球產業鏈重構不僅是地理布局的重構還有規則重構。我們不應該自外于全球產業鏈重構,而應該融入和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在規則層面我們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是否應該淡化政治對抗,盡可能在規則層面與國際對話,從而與國際通行的規則接軌,積極融入全球產業鏈,進而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在合規問題上中央領導有一系列要求。中興案發生后,中央領導積極推動中國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強化合規管理。習總書記明確提出推進“一帶一路”要規范企業經營行為,合法合規經營,“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規則標準,推動企業在項目建設、運營、采購、招投標等環節按照普遍接受的國際規則標準進行,同時要尊重各國法律法規”。

  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新時代如何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吸收借鑒國際成熟市場經濟制度經驗和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國內制度規則與國際接軌”。

  我們應該認真分析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來龍去脈以及有可能給我們帶來的影響。面對疫情后全球產業鏈的變化,如果我們尋求的不是對抗而是合作的話,我們的企業應該強化合規管理,提升合規競爭力。政府有關部門應該落實中央領導的要求,在引導企業合規的同時,加強政府合規行政,以應對全球產業鏈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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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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