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尚希:改革預期的財政政策

劉尚希:改革預期的財政政策
2020年01月13日 12:50 新浪財經

安裝新浪財經客戶端第一時間接收最全面的市場資訊→【下載地址

視頻加載中,請稍候...

  新浪財經訊 “新浪·長安講壇”(總第353期)日前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舉行。論壇成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出席并以《改革預期的財政政策》為題發表演講。

  以下為演講實錄:

  大家都關注財政政策,社會上對財政政策的討論非常多,經濟學也離不開財政政策,尤其在宏觀經濟學里更是需要探討的問題。今天的題目是“改善預期的財政政策”,因為從當前我們國家的現實情況來看,財政政策怎么樣去改善預期?怎么樣起到作用?這些恰恰是財政政策需要研究的問題。

  過去對財政政策的理解,可能都是基于凱恩斯的分析框架,財政政策的作用是擴大社會需求,主要是通過投資,這些都好理解。但是,從改善預期的角度來理解就相對困難一些。財政政策不僅可以擴大有效需求,也可以降低企業的成本負擔,還可以改善預期,這與財政政策的具體內容和財政政策的實施方式是聯系在一起的。財政政策有綜合性的作用,但綜合性的作用不是無條件的。財政政策的有效性都是有條件的,如果不清楚它有效的條件,財政政策要達到預期的目標就很困難。

  今天,我圍繞這個主題來講,主要是從宏觀經濟形勢入手,來探討當前的政策選擇。這個問題離不開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昨天全國政協開會探討今年第一季度宏觀經濟形勢,昨天晚上央視新聞1+1欄目請我去解讀一季度的宏觀經濟形勢問題。到底怎么樣來觀察經濟形勢,基于經濟形勢怎樣選擇政策呢?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一、傳統的分析框架已經不相適應

  過去我們有一套分析框架來觀察經濟形勢,這套經濟分析框架大家也熟悉,就是“三駕馬車”的分析框架。“三駕馬車”講的是消費、投資、進出口,很多人認為這三駕馬車是并行拉車往前走,形成了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實際上,這三駕馬車的分析框架作為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與今天的現實已經不太吻合,或者說它已經很難真正來解釋我們的現實。盡管我們在觀察分析形勢的時候,不由自主的總是在看消費、投資和進出口這些指標,以此來判斷經濟形勢的走向。一般認為只要消費增長、投資上升、出口擴大了,經濟形勢就好轉了。

  消費、投資、進出口這些經濟指標,到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還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呢?大家可以去探討一下。從國民經濟核算的角度來看,按支出法,GDP可以分解為消費支出、投資支出,再加一個進出口的差。分解出來,從做賬的角度來看可以做平,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怎么樣,消費、投資、進出口順差擴大都意味著經濟增長。倒過來說,經濟增長會表現為消費增加了或者投資增加了或者順差擴大了。我認為,這個分析框架很難解釋當前的現實。因為你借著結果的指標,去分析未來的變化情況是不靠譜的。現在經濟運行的一個基本特征是不確定性。不確定性這個概念早就有了,在凱恩斯的貨幣理論、通論里面都提到了不確定性。現在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都是基于確定性思路建立起來的,并不是真正納入了不確定性。

  凱恩斯也分析了很多預期問題。他講到三大心理規律,都講到了心理預期,但這些在宏觀經濟分析框架里都被當作外生變量。從現實來看,不確定性不是外生的,而是內生的,這就涉及到對現在的經濟運行判斷。這種判斷不是短期判斷,也不是所謂的長期判斷;不是局限于經濟系統本身的判斷,而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判斷。人類社會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內生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這是相互關聯的。傳統的農業社會可能二、三千年都是一個樣,其變化是以千年為單位。工業社會在二、三百年間變化就很大,是以百年為單位。現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信息社會,可能是過10年就變了一個樣子,是以10年為單位。人類社會的變化速率在迅速加快。

  大家回憶一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大哥大”是老板手里才有的東西,一部手機價格要上萬塊錢。十幾年前還沒有智能手機,也沒有移動支付,而現在連街頭的乞丐都用手機掃二維碼乞討。現在的變化,不是過去所講的一般意義上的變化,而是帶有加速度的變化。以十年為單位的人類社會變化,基本結果就是內生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傳統農業社會的不確定比較小,到了工業社會不確定性變大了,但相對來說也不用過多的考慮。所以在工業社會時期形成的經濟學,基本上把不確定性當作外生變量來處理。進入信息社會,你再把它當外生變量處理就不行了。

  如果現在觀察經濟形勢,再沿用過去的確定性思維,用老一套的思維和分析方法,就相當于照哈哈鏡,你看到的經濟景象可能會失真,有很多東西你都看不到,尤其是對風險。風險是不確定性帶來的,如果沒有不確定性思維你就看不到風險,即使風險在身旁也看不到。傳統的分析框架不是風險決策理論,在微觀領域講風險決策,是基于市場領域。對于政府來講,如何適應人類社會發展的快速變化,在內生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的條件下,宏觀政策怎么選擇、怎么決策?這是一個大的問題,也是一個新問題。今天不是專門講這個,就不多說了。

  經過初步的研究,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公共風險分析框架。因為公共風險決定了宏觀政策,而公共風險來自于不確定性,它與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特征吻合。從現實來看,宏觀政策怎么去選擇?取決于公共風險的大小。公共危機比如說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用公共風險的理念去分析,就可以這樣來理解:過去的公共風險變成了事實——公共危機。這個事實可能會進一步演變,那就是未來的公共風險。所以基于公共風險的觀察跟傳統的實體理性不一樣。實體理性是確定性存在,而公共風險的觀察是建立在虛擬理性的基礎上,并沒有確定性存在,這就是哲學問題了。

  風險是什么?你拿來我看看,沒法拿來讓你看,因為風險講的是一種可能性。公共風險指的是對整個社會共同體帶來損害的一種可能性,這跟市場的風險、企業的風險、個體的風險不同。雖然都叫風險,但是性質完全不同。公共風險既是我們需要去防范化解的對象,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觀察研究問題的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去觀察這個現實世界,你就可能看到共同體面臨的風險。公共風險不僅僅在經濟領域,它在社會領域、國際領域各個方面都存在,它是相對于企業、家庭、個人等個體風險而言的。所以講公共風險,講的是整體概念、宏觀概念、群體概念、共同體概念。

  公共風險不限于經濟領域,還可能會涉及到社會領域、生態環境領域等等。這些領域的公共風險可能轉化為經濟風險,變成經濟的公共風險。而經濟領域的公共風險,也能轉化為社會領域甚至政治領域的公共風險。正因為風險不是實體的存在,所以它可以轉化、可以穿越,它沒有邊界。所謂不同領域的公共風險是人為貼的標簽,其實它可以在各個領域呈現出來。因此,我們觀察經濟形勢、看待社會變化、制定改革政策,需要一種新的認識。

  不確定性問題早就存在,但不確定性到底意味著什么?并沒有說得很清楚。這個世界的本質恰恰是不確定性的,但傳統的科學理論告訴我們是確定性的。牛頓的經典力學告訴我們,這個世界、這個宇宙是確定性的。到愛因斯坦以后開始變了,觀察者和被觀察對象是一體的,改變了原來二者分離的研究框架。但他認為,整體來說世界還是確定性的,他的一個名言是“上帝不會玩色子”。到了量子力學以后,就徹底改變了,人們認為這個世界的本質就是不確定性的,上帝就是在玩色子。從物理學到數學,都發生了變化。美國一個數學家寫了一本書叫《確定性的終結》,獲諾貝爾獎的普利高津解決了熱力學與生物進化的沖突問題,他構建了一個耗散結構的理論,他認為確定性終結了。這就是對整個世界的看法。

  在人類社會,在經濟系統,這種不確定性毫無疑問更容易被感受到。在自然界,我們感受到的更多是確定性。比如太陽從東邊升起,從西邊落下是固定的;月亮繞著地球轉,地球繞著太陽轉,太陽帶著行星在銀河系里轉,它們都有自己的軌道,這似乎也是確定的。現在的科技成果都體現在確定性上,比如說精準的預測,導彈的精準打擊,都體現在確定性上。但是,這些只是在一定時間空間里面“構建”的確定性。面對不確定性,人們需要確定性,不然就會六神無主,坐臥不安,就會恐懼。人類心里的恐懼就是源自于不確定性。所以人們總在是追求生活安穩、安居樂業、安定平和,心里不能老是七上八下。人總是要構建一種確定性,哪怕這種確定性是虛無縹渺的,但對人類來說也很重要。

  我們在不確定性的世界里面“構建”確定性,和在一個確定性的世界里面發現不確定性,這是不一樣的。過去認為,這個世界整體上是確定的,只要找到了規律就能預測未來。其實所有的規律都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存在,并不是無條件的。不談條件談規律等于沒有談,等于沒有規律。拋開條件談規律,不知道條件是什么抽象地說規律,是沒有意義的。在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當中,恰恰很難找到自然界那樣的規律。即使找到了規律,也是基于特定的條件,什么規則、什么定律、什么定理等等,要有一個時間空間條件鏈,那些定律定理統統才會有用,經濟學更是如此。我剛才說,農業社會是以千年為單位來度量變化,工業社會是百年為單位的變化,現在信息社會是以10年為單位的變化,在經濟系統里大家想想它的變化該有多大。但我們的教科書上所講的原理定理是什么時候的?好多都已經時過境遷。用過去幾十年以前的知識來看現實已經不管用了。現在特別需要創新,包括思維創新、知識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模式創新等等,這些問題涉及到哲學問題。我之所以談這個,是因為涉及到我后面的一些分析,如果不把不確定性的問題做個交代,后面涉及到的預期問題,大家可能就會當成一個階段性的暫時現象,會當成一個外生變量來看待。那樣的話,改善預期的財政政策可能就是現在需要,以后就不一定需要了。

  從世界是不確定性的本質來看,穩預期、改善預期、引導預期就成了今后宏觀政策的最重要功能。如果沒有這樣的功能,就不能發揮引導預期、改善預期的作用,盡管我們可以從其他方面來解釋,但宏觀政策基本上都會失靈。因為現實世界的不確定性在不斷發生。過去講天有不測風云,是因為過去我們對天氣變化掌握不了,但是大體還是有個譜,至少一年四季的冷暖雨雪還是可預期的。但你現在看經濟、看社會、看全球,就很難用過去的一套思維和方法去判斷和預測,可以說越來越測不準。不確定性的事件本身就是測不準的,所以量子力學里面有一個測不準原理。不是說你的工具不行,而是你的工具再怎么改變也測不準,因為問題的性質就是這樣,世界的本質就是如此。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測水溫。當你在測水溫的時候,溫度計插在水里的時候就已經改變了水溫。如果你不需要那么精確,表面看起來大體還差不離。這就涉及到主觀和客觀的問題。過去長期來,主觀和客觀是對立的,觀察者和被觀察對象是分離的。現在的自然科學研究已經發展到了主觀客觀是一體的,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不能分離。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提到了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不能分開。在主觀與客觀的問題上,現代的話語體系依然把客觀當作與觀察者沒有關系、獨立的外在東西,不以人的主觀意識而變化轉移。經濟活動是不是這樣?金融活動是不是這樣?其實不是這樣的。你越是觀察它,它越是變;你越是預測它,它越是變,所以你預測不準。

  這就是說,我們要對現在的宏觀經濟有一種新的認識,不要老是把它看作客觀的現象。這就意味著,像觀察自然界、研究自然規律一樣,去研究經濟學,去研究政策,我認為是走不通的。我們需要新的方法來觀察經濟形勢,重新考慮這個政策選擇的依據是什么?政策制定、政策調整到底依據什么?在以往是不存在的問題,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新問題。我認為現實的決策要更多考慮公共風險問題。比如今年全國兩會提出大規模減負降稅,其實就是風險導致的,即經濟下行的風險。在兩會工作報告里,講到經濟面臨著新的下行壓力,經濟下行就是公共風險。對企業來說、對個人來說、對家庭來說,你有辦法能夠改變嗎?你無能為力。經濟下行意味著收入減少,意味著一些人失業,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企業要破產。在這種環境里,所有的企業都意味著有可能要倒下,倒下的可能不是一個兩個,可能是一大片。這與市場領域的風險是完全不同的,市場競爭有生有死,優勝劣汰,這是一種常態。市場機制就是因為有優勝劣汰,所以它才會優化資源配置。但是當這種風險溢出變異為公共風險的時候,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個現象了,企業就沒有辦法根據優勝劣汰的規則去生存,優質企業也有可能倒下。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簡單跟大家分析一下怎么來觀察經濟形勢和政策選擇。

  二、當前宏觀經濟的基本特征和宏觀經濟狀態。

  從不確定性的視角來看,當前宏觀經濟的基本特征是變數太多,難以預期,實際上就是不確定性。用傳統理論來看,現在是產品過剩,肯定就是需求不足。好比和面的時候,面多了水不夠,多加水似乎就行了,這是需求不足導致的供需不平衡論。有人說這是規律性的周期性現象,現在不用管,過一段時間就自己變好了。還有一種解釋和說法,政府的干預就是為了避免損失太大、避免波動太大,不至于危機拖得太長。還有人認為,這是供給結構的問題,供給的總量、供給的結構出了問題,所以提出供給側改革。

  當前確實是供給出了問題,因為市場整體的消費需求升級了,尤其是一些高端消費是外流的,外流的規模達到萬億美元。需求滿足不了,說明供給沒有相應跟上。生產資料也是如此,比如我們是世界上的鋼材生產大國,產能要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但是一些高精尖鋼材品種自己生產不了。有這樣的需求,但是提供不了相應供給,從這點來看是供給側出了問題。

  這就提出來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從經濟學的常理來說,供給側要有需求來引導,有需求就會有相應的供給。但為什么現在有需求卻沒有相應的供給呢?這不是很奇怪嗎?我們只能說是供給對需求的響應機制出現問題了,看不到這種需求,或者說看到了也做不到。為什么看不到?為什么做不到?這就是我們的經濟本身出了問題。這與市場規則、市場監管等聯系在一起。

  有的企業看到了新的需求,希望通過創新去調整供給,滿足新的需求,但難以做到。這就涉及到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有的企業創新產品剛剛推出來,很快就被別人模仿,模仿的生產成本更低,結果企業的創新成本還沒收回來就被冒牌產品擊垮了。在這種環境中怎么創新呢?大家都去模仿,就只能在一個低水平上循環,在低水平上擴張,一直擴張到賣不出去,嚴重過剩。還有一點,政府該干的事情,比如技術標準的制定和更新緩慢,就會導致低標準的生產,低端供給無法滿足高端需要;標準更新緩慢,也使生產無法跟上消費升級的步伐。這里面還有社會因素的影響。比如人們常說要憑良心做事,現在有多少人做事在憑良心?現在醫療、教育、裝修、建房等等,應當說監管非常嚴,在這么嚴的情況下還要出問題。如果只是為了錢而不講良心,監管再嚴也做不出什么高品質的東西來,所以高質量的供給就會很難,這是社會因素。這些都會導致供給無法跟上需求的步伐。

  現在面臨的不確定性太大了,企業難以有長期打算。對企業來說難以預期,更難以長期預期。企業要培育一個品牌,不確定性太大了;他要去創新,不確定性太大了。因為風險太高,尤其是高端產品的風險成本無法承受,或者成本投入可能收不回來,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都會放棄創新,放棄長期打算。所以當社會規則比如說講誠信、講規則、講良心這類工商業的基本規則被破壞以后,經濟交易、生產活動的不確定性就會越來越大。大家干什么都不放心,到醫院看病不放心,到飯店吃飯不放心,孩子到學校上學也不放心,買菜自己回家做也不放心,這就是不確定性太大了。沒有放心的事情,這還不是不確定性嗎?所以當不確定性在急劇擴大的時候,創新就很難出現,供給的質量很難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面臨的問題都是不確定性迅速擴大所帶來的。

  2018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開會分析判斷經濟形勢。正是基于現實中的不確定性在迅速擴大,會議提出首要的任務是穩,所以提出了“六穩”政策,這也表明經濟運行面臨著巨大不確定性問題。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說經濟是“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從穩中有進到穩中有變,再到變中有憂,中央提出了“六穩”政策,強調要有底線思維,意味著無論是從國內還是從國外來看,無論是市場主體還是社會主體,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都在放大。

  這種不確定性隨時存在,問題是當前的不確定性已經溢出了市場。什么叫溢出了市場?市場就是一個經濟游戲,市場本身就需要這種不確定性。就像我們打撲克牌,四個人也好、六個人也好、八個人也好,輸贏結果事先誰都不知道。打牌的樂趣就在于結果的不確定性,不知道誰輸誰贏,所以大家就樂在其中,這就是不確定性的魅力所在。如果一切都是確定的,怎么可能優勝劣汰呢?怎么可能競爭呢?引進市場機制,也可以說是引進一種不確定性。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一切都是確定的,全給你規定死了,大學生畢業由國家分配工作,甚至結婚生孩子都要有指標。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么生產,都是上面按計劃規定好的。你生產的東西賣到哪個地方哪家企業,這些都是確定的,所以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幾乎所有都是高度確定性的,整個經濟社會的生產生活都是通過計劃規定好的,所以大家就沒有自由創新的空間,也沒有主動性和積極性,談不上什么創新性,所以低效率。引進市場機制就是引進了一種經濟游戲,讓大家在經濟游戲中獲得樂趣,這符合人的天性。所以我們的吃飯問題很快就解決了,穿衣的問題也解決了,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生活水平提高了,國家綜合實力也增強了。

  問題是當這種不確定性溢出了市場,出現了公共不確定性。就像你正在打牌的時候,忽然發生了地震,整個房間都在晃動,這個時候你能還繼續打牌嗎?肯定就得趕緊跑人,這就是不確定性溢出了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就沒人去搞生產,更沒人搞投資,也就談不上創新了。大家都在爭相逃跑,看誰跑得快。當不確定性溢出市場的時候,就要靠政府來控制這種公共不確定性,防止蔓延擴大變成危機。比如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些踩踏事件,其實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踩踏事件很可能就是某一個信息被人誤解之后放大,而且這種不確定性越放越大,放大到恐怖的地步,結果造成大家爭相逃跑相互踩踏,導致嚴重的傷亡。回溯那些惡性的踩踏性事件,是有炸彈存在嗎?不是。甚至沒有一個什么嚴重的危險性因素,只是因為信息嚴重不對稱,或者是人員流動的方向出現了對沖。不確定性的急劇放大所導致的“經濟踩踏”,那就是經濟危機,而“金融踩踏”的結果就是金融危機,會導致整個社會損失慘重。這在股市表現最為明顯,當股市下跌時爭相逃,大家越跑股市跌的越快,股市越跌大家越跑,惡性循環,螺旋式下行,經濟危機也是如此。

  中央提出“六穩”政策,說明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已經很大,而且溢出了市場。這種不確定性我稱之為公共不確定性或宏觀不確定性,它跟微觀的不確定性不一樣。微觀不確定性可以不管它,那是企業自己的事情,微觀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是市場風險,應該由市場主體自己去應對。而宏觀不確定性就會引發公共風險,甚至發生公共危機,需要政府出馬。

  我們怎么去理解當前的不確定性在放大?放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來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處于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時期,經濟社會的轉型本身就意味著秩序的重構,社會主要矛盾在變化,在這個階段不確定性就變大了。現在我國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又發生了碰撞,這種碰撞可不是一般性的貿易摩擦,現在是一種戰略決戰,在這個層面上博弈,關乎到國家的命運,這種內外因素疊加,不確定性也就放大了。

  比如,過去發展經濟,幾乎不用考慮生態環境的問題。現在企業的經營,生態環境成了硬約束,環境污染到達一定的程度,企業是要負刑事責任的。過去沒有聽說因為環境污染要負刑事責任,這種硬約束明顯越來越大。約束越多,面臨的不確定性越大。

  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體量越大,面臨的不確定性也會越大。為什么?體量越大意味著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單憑國內的資源是不夠的。比如鐵礦石、石油對外的依存度都在60%以上,而且越發展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就會越大。地球上的資源有限,你買得多了,其他國家的份額就會減少。體量越大,其產出也會越大,就需要更大的市場。但地球上的市場就這么大,你的產出大到國內無法消化,就需要賣到國際市場。我們有很多東西,其產量占世界的一半甚至還要多,不僅僅是發達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也會針對中國發起各種各樣反傾銷訴訟,貿易爭端也會越來越多。體量越大,意味著吃的越多,吃的越多意味著污染排放物越大,而環境容量有限,所以我們的空氣、土壤、水體等等都出現惡化,這些問題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存。這些問題也帶來了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從經濟領域放大到整個社會領域。

  當我們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我們的快速增長本身就會帶來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這種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是我們以前無法想象的,也是預見不到的。外國人看中國的經濟增長,簡直就像看外星人一樣,發展的太快了,不可想象。前幾天我們跟世界銀行的一個專家團隊聊天,他們提出了一個“中國之謎”,意思是以外國的標準看中國,一切都是亂七八糟,企業有問題、銀行有問題、財政也有問題,但從結果來看都還不錯,他們感覺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外國人看中國就像迷霧中看一個事物,總是看不清楚。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悖論,本來是不可能出現的結果,竟然出現了,覺得不可思議。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中國之謎”,看看到底是為什么?這些問題我們還沒有基于中國的實際、中國的實踐,把它上升到理論層面去解釋。相反是外國人,或者說是中國人引用外國的理論體系或分析方法來觀察中國。中國的發展,跟它特定的軌道、特定的方式或者特定的道路是分不開的,當然這是另一個更加重大的話題。

  放在全球來看,中國外部的不確定性和內部不確定性都在放大,這可以從很多角度來去解釋。比如從追求人民美好生活的角度來解釋,人民追求的就是確定性。生活需要確定性,整天提心吊膽過日子還談什么幸福?不確定就不是幸福生活,哪怕睡在錢上面也沒有幸福感。

  在這個新階段,新舊動能也在轉換,轉換過程中也有不確定性。我們的改革方案出來了,但是卻沒有落實到位。比如說國企改革問題、國資改革問題等等,這些都需要推進,目的就是要創新體制機制。創新體制機制的目的,在一般意義上講就是確定性。制度、體制、機制抽象的說就是一種規則,這種規則形成了,大家按規則行事,不確定性就會大大縮小,就可以預期未來。最可怕的是,在沒有規則的情況下,不確定性非常大,那就會感到人人自危,更不要說有什么打算。體制機制的創新就是要確立一種規則,讓不確定性縮小,讓未來變得可預期。讓不確定性再回到市場領域之內,就是回到一種正常狀況,就不需要什么新的政策去干預它了。

  當前的宏觀經濟,不能僅僅看那些宏觀指標,看消費、投資、進出口。這些指標都帶有短期性,而且這些指標是結果指標,我認為這些指標無法去判斷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和走向。任何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都有它的歷史底色,你不清楚這個歷史底色去看宏觀經濟形勢,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現象,只能是做數據游戲,把數據分析來分析去,漲了一點或者掉了一點,就停留在這個層面,這種數據分析沒有什么意義。所以觀察宏觀經濟形勢,要把整個社會放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來看,要把這個發展階段要放在全球來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看清楚當前宏觀經濟為什么是這樣,它的趨勢會怎么樣。

  當前宏觀經濟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確定性凸顯。那么它的風險在哪里呢?

  第一個,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這是一種公共風險。這種公共風險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每個企業都能感受到,尤其在股市非常明顯,但是對個體來說是無能為力的。這種經濟增速下行帶來的公共風險,是供給與需求的脫節,無論投資品也好、消費品也好都是如此。供給與需求的脫節主要因素在供給側一方,或者用傳統的話語來說,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還是在供給。供給側矛盾的主要方面意味著市場化改革沒有到位。就像在玩游戲打撲克牌,有的人偷牌,有的人看別人的牌,有人在作弊,因此有的人總是輸,有的人總是贏,這樣玩肯定是玩不下去的,所以就有人要退出市場。還有壟斷的問題。比如你們跟領導打牌,領導說怎么出就怎么出,你出錯了就是錯,領導出錯了就不算錯。在這情況下你敢跟領導叫板?那你還想不想混下去了?如果你不叫板,這個游戲怎么能玩下去?這就類似于行政權在干預經濟,你毫無辦法,不能按照市場機制來辦事。

  我們的經濟能否真正做到市場化?國企是否完全是市場主體?金融是否真的市場化?金融機構和金融價格,比如利率是不是都做到市場化了?我們的國有資源能否真正平等去獲取?答案是不行,這說明市場化改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我認為這是導致供給與需求脫節、供給響應失靈、供應跟不上需求步伐的體制性問題。整個潛在增長率下降,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經濟增速也下行。當然,這里面還有其他因素,比如到了一定的階段是不是速度自然就慢下來了?剛才說我們的體量大,需要的資源多,但世界上不可能供給你那么多資源;你的產出多,市場競爭的程度也隨之提升了。再一個,總是生產低附加值產品,高附加值產品不多,品牌產品不多,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自然會出現下行。這是公共風險,這種公共風險都能感受到。

  還有一個是金融、地方債與房地產三角關聯,這種風險非常大,而且非常危險,有些人還身在其中,玩的不亦樂乎。就像你坐在火車上,因為還沒有找到座位,你就急于找到座位,找到你的確定性。但前面的鐵軌已經出現問題,可能這個火車要翻了,你身處其中,但對馬上要發生的危險并不知情。金融、地方債、房地產的三角關系非常緊密,這在我們國家已經形成了循環,要解套,需要非常高的水平。由于時間關系就不展開說了。

  再一個,高杠桿、高成本帶來的脆弱性。比如債務依賴。越是依賴債務,杠桿就會越高。杠桿越高對企業來說財務費用就會越大,利潤就會越薄。利潤越薄自己的資金就會更少,為了維持生存就要去借債,形成惡性循環,推高成本。高質量發展需要付出高成本,比如說高端品牌,成本自然要高。培養一個高端品牌需要時間,一年兩年恐怕出不來。還需要技術含量,需要研發的支撐等等,都意味著需要成本投入。還有社會成本,比如說老齡化問題。在現代文明社會里,誰也不能說讓老人自生自滅,這些都會轉化為企業成本,社會保障繳費率的高低問題也很糾結。今年的全國兩會已經提出,把養老繳費率從20%降到16%。另外,現在的環境也到了非治不可的時候,再不治別說發展,連生存都出問題了。所以高成本是不可逆的,我們說降成本,要分清楚哪些成本可降,哪些成本不可降,不能籠統的說降成本。高質量發展有些成本要擴大,否則就沒有高質量。

  再有就是貿易戰引發的風險和國際政治的風險。這些公共風險越大,就會使預期越來越不清晰,變得很迷茫。人在大霧中迷失了方向感,越是迷茫越不敢動,所以經濟活躍度比如投資、消費就會下降,企業開工率下降,生產下行,大家都在觀望,更不要說投資創新了,導致經濟進一步下行。當經濟下行等公共風險越來越大的時候,預期就會越來越差;預期越來越差就會導致公共風險越來越大,而且是從微觀上升到宏觀。在這個時候,就需要政府出馬來調整政策。

  三、財政政策應該如何調整完善呢?

  第一,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過去是三駕馬車的分析框架,從需求管理的角度來說,有了需求缺口,政府就通過赤字發債創造需求,彌補需求缺口。但現在面臨的不是需求不足的確定性問題,而是面對不確定性需求,我覺得這個時候要從風險角度來考慮。財政政策制定調整的基本依據,就是公共風險與財政風險的權衡。比如經濟下行是公共風險,財政就要減稅,適當擴大支出,于是財政風險就擴大了,如果應對失措的話,財政就可能出現危機。財政出現危機反過來就會加劇經濟的不確定性,兩者會形成惡性循環。就像消防員去滅火,火沒撲滅人犧牲了,后果是火越燒越大。

  當前面臨的問題,是不確定性擴大引發了公共風險,我們要從公共風險方面去防范化解。但防范化解的過程中,一部分風險轉移到了財政身上,變成了財政風險。從收支的角度來看都是赤字問題、債務問題,這只是一個結果。光從數字來看,似乎跟需求管理沒什么區別。這只是看到現象,實際上有本質的區別。財政最終都會表現在收支、赤字、債務等一系列數字上,離開收支賬本就談不上財政。面對公共風險,一個重要方式是通過擴大財政自身的風險,把一部分公共風險轉移到財政身上。大家知道,企業的杠桿可以轉移到政府身上,而公共風險轉移到財政身上就變成了財政風險。財政風險成為一個工具,但要保證財政可持續,就要權衡、拿捏好這個度,作為吸納公共風險工具的財政風險不能過度使用。如果財政一點風險都不敢擔,只考慮財政自身,那公共風險就會變成公共危機,最終財政也要出問題,財政也會弱化。更重要的是,作為消防隊不去救火,那它就失去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財政的基本職能就是維護社會共同體的穩定和發展,應對公共風險是財政的天職,是人類社會進化出來的一種制度安排,也是防范化解公共風險的一種機制。

  歐洲歷史上曾經出現過這種反轉現象。本來歐洲財政狀況不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傳到歐洲,引發了歐洲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靠財政去救,結果赤字率一路飆升,債務負擔非常重,一些國家搞得快破產了。后來又轉回來救財政,加稅、縮減支出 ,一些國家比如意大利的老百姓就不干了。加稅老百姓不同意,減薪公務員不同意,最后連警察都上街游行抗議,這就引發了政治危機。財政出現危機直接會引發政治危機,反過來會加在經濟身上,使經濟危機更加惡化。

  所以公共風險與財政風險,像陰陽一樣可以反轉,既相生也相克。當財政風險作為一種政策工具,使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因為它是一把雙刃劍。過去說經濟決定于財政,財政反作用于經濟。用不確定思維來看,這種表述是有問題的,問題在于這是一種確定性思維。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是經濟決定財政,財政反作用于經濟,它是有條件的,有時候財政也決定經濟,要看是在什么條件下。有人說要看長期趨勢,但短期趨勢和長期趨勢也不一樣。從歷史上來看,很多時候是財政出了問題把經濟搞死了,甚至還搞出了政治危機。中國歷史上皇朝的更迭與財政都有密切關系,歷史上的一些重大變化基本上都是財政的變化。

  財政政策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做出調整的基本依據就是權衡公共風險、財政風險。公共風險決定了財政政策調整的必要性,而財政風險決定了財政政策調整的可能性。政策制定直接從風險入手,把不確定性納入到分析框架中,而不是當作外生變量。財政政策在當前形勢下要更加積極、更加有效。何謂更加積極?從前瞻性的角度來說,針對不確定性,注入確定性。當看到經濟循環中的風險鏈條在形成,政府就得采取措施,對一些風險鏈條進行隔離,尤其是對一些重點的企業采取相應的救助措施。2007年美國剛出現次貸危機的時候,政府也不打算救助。當美國財政部開始對一些問題企業救助的時候,很多經濟學家包括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聯名寫信說,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去救那些企業。但是在巨大的風險現實面前,美國面臨金融體系崩潰的公共風險,要把教科書的規則先拋在一邊,把傳統的價值理念暫時擱一擱。巨大的公共風險顛覆了既有的觀念與規則。

  隔離風險,救助一些金融企業、實體企業,這種行為最終都會體現在政府支出上。支出可以增加,同時也可以采取一些減稅措施,讓一些企業的負擔減輕,尤其是讓一些比較好的企業活下來,這樣可以大大減少傷亡。至于該淘汰的企業就讓它死掉,不能去救。有人說,減稅降費是讓所有企業活起來,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讓所有的企業都活起來,就等于政府要出來替代市場了,優勝劣汰的機制就不存在了,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在幫倒忙。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有限度的,要更加有效地體現在穩定預期、改善預期,讓好的企業開足馬力生產,提升產能利用率。最好能改變企業的長期預期,讓他們進一步擴大投資,研發創新,這樣供給才能上去,更好地滿足各種需求。

  穩定預期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過去我們很少提穩定預期,甚至曾經把預期問題當作心理學問題。西方有一個理性預期學派,提出理性預期跟心理預期不一樣。理性預期學派基于如下判斷:政府干預無效。它站在市場一邊,主張市場自由主義。理性預期認為政策無效,政府不應去干預市場。但當不確定性超出了市場,公共風險在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毫無疑問就需要政府來化解公共風險,要政府來注入確定性。換句通俗的話說,就是增強大家的信心。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過:“信心比黃金還重要”。當巨大的公共風險來臨的時候,要避免公共危機,避免出現螺旋式的下行,就需要給經濟打個強心針,以此來增強大家的信心。

  增強信心光靠喊是不行的,要有具體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對擴大需求已經有經驗了,已經形成了一套規則。而當前的關鍵任務和目標是要穩定預期,這是新情況。以前財政沒有穩定預期的經驗,老套路都是需求管理的辦法。通過赤字、債務去放水擴大需求是不是可以穩定預期?那不一定。需求就在眼前,它是一個確定性的問題,而穩定預期是針對未來,恰恰是不確定性的問題,所以兩者采取的措施手段必須不同。從當前現實來看,并非缺乏現實的購買力,而是信心不足、預期不穩導致供給調整不力,供需之間循環不暢。對未來的看法,決定了當下的行為和選擇。各種不確定性的疊加和擴散,是預期不好的根源。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發揮穩定預期的功能,這樣才能注入確定性,穩定大局,最終實現公共風險最小化,讓不確定性回歸、收斂到市場內。

  四、如何創新財政政策?

  第一,從總量性政策轉向結構性政策。總量性政策就是過去的需求管理政策,那個比較好操作,轉向結構性政策就比較復雜了。比如分配結構、供給結構、需求結構等等都與財政政策相關聯。結構性政策到底應該放在哪個方面?財政直接去調結構,其作用是有限的。當然,也不是說一點作用都沒有。當市場依靠自身力量難以實現市場出清的時候,應用行政手段我看也無妨。要不然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占用過多資源,低效率,反而會危害整個經濟。在這種情況下,財政就可以有所作為。

  例如在實施“三去一降一補”措施的時候,財政政策是結構性配套的。有些去產能的企業,比如煤炭、鋼鐵企業,人員怎么安排?要由財政掏錢。沒有財政掏錢,去產能是辦不到的。這就是結構性政策,雖然帶有行政色彩,但主要靠財政來支撐。

  一是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分配結構,與財政直接相關。2018年第一季度分配結構在調整,首先是居民收入的增長超過了GDP,財政收入的增長低于GDP,稅收收入的增長低于GDP 1個百分點,個人所得稅收入下降29%。財政收入減少了,意味著企業和個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再進一步看,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快于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這離不開財政。為什么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比城鎮居民快?比如脫貧攻堅,財政投入很大,其中一部分轉化為農民的現金收入,還有大量對農村居民的各種各樣補貼。在農村居民收入里,政府財政轉移的部分占比在不斷提高。沒有轉移性收入的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是有難度的。城鄉收入差距在縮小,說明分配結構在優化,這就是結構性政策。

  結構性的政策不僅僅體現在分配結構上,還體現在營商環境中。稅收也是營商環境的重要維度。我國的營商環境在世界上的排位上升很快,2018年排到了第46位,2019年估計還會進一步提升。這與稅收緊密聯系在一起,當然還有其他的維度,比如說企業開辦效率、證照辦理手續效率等,體現在需要多少天、多少個小時。這些與正在進行的“放管服”改革,跟財政也聯系在一起。

  二是穩住就業。2018的首要任務是穩就業,一個重要措施是擴大職業教育規模,招收一百萬中職、高職學生,目的就是要穩就業、改善就業。現在的教育結構存在嚴重問題,很多大學畢業生畢業即失業,社會上大量需要的職業和崗位找不到人,而社會上不需要的專業人員卻嚴重過剩。這就是教育結構、人才結構出現了問題,寶貴的人力資源配置無法得到優化。如何化解教育結構性矛盾?就要調整教育經費的使用方向,這也屬于社會性結構改革的內容,也是社會結構性政策。優化調整支出結構,促進相關方面的結構調整,是非常重要的財政責任。

  三是養老問題。國家的負擔、企業的負擔和家庭個人的負擔怎么去均衡,這是財政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結構性政策。今年全國兩會明確企業養老繳費率可以下調到16%,這個缺口誰來補?當然是財政來補了。現在有一些省份的養老金已經穿底了,東北一些城市財政已經很脆弱,在借貸款發放養老金。我聽說有些城市借了100—200億的貸款,而且貸款量還在增加。貸款用在生產上將來還會有回報,拿貸款去養老回報在哪?這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是嚴重的財政問題。財政的結構性政策不僅關系到經濟穩定,也關系到社會穩定。

  第二,從經濟性政策到綜合性政策。財政政策既是經濟性政策,也是社會政策,而且還是創新政策。財政政策歸納起來有兩種屬性,一個經濟屬性,一個社會屬性,所以財政政策兼有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屬性,它是從經濟、社會兩個方面同時發力。這與凱恩斯分析框架里面的財政政策不一樣,那個政策只是經濟政策。作為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的目標和作用機理應當是不同的,但從公共風險角度卻可以統一到一個分析框架之中,目標都是降低不確定性,公共風險最小化,其作用機理都是割斷風險鏈條,阻隔公共風險的形成。

  第三,從相機性政策到可預期性政策。要注入確定性,要注重公共風險的管理和控制,就不能老是強調政策的相機性,而要強調政策的可預期性。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尤其在不確定性迅速擴大的條件下,如果政策太多、且多變,就會導致市場的不確定以及全社會不確定性的擴大。有時候多變的政策會成為不確定性的來源,成為公共風險的制造者。所以政策要強調可預期性、穩定性、透明性。在需求管理的條件下,恰恰強調的是財政政策的相機性,可以天天變,可以像月亮一樣,從初一到十五每天都不一樣,隨機應變。但是,當面對的情況發生變化,不確定性成為主要問題時,這種政策恰恰可能導致不確定性反而加大,這是需求管理下的財政政策,和現在穩定預期財政政策不同的地方。

  政府減稅降費也好,擴大投資也好,都應強調一種可預期性,而不在于累計的數量和規模。過去的減稅降費可預期性比較弱,因為以前的減稅往往是放在稅基上去減,不透明、搞不清,而且有期限,累計起來減稅不少,但難以起到穩預期的作用。用一種短期的優惠政策方式,如減稅三到五年,過了三到五年以后怎么辦?誰也不知道,到時候再說,這就導致預期不穩定了。企業搞研發創新、搞投資至少要五年以上的時間,哪有投資只算兩年的賬?這算什么投資?除非是在搞投機。所以政策的可預期性,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十分重要。

  過去所謂的逆周期政策,操作不好恰恰是導致波動的原因。現實中有很多例子,比如過去生豬價格就像過山車,一會高一會低。政府跑去調控,往往踩在豬尾巴上。價格落下去,就說生豬產量不夠,要穩住生豬生產,搞各種鼓勵措施。產量上去了,但激勵過度,產量又太多了,價格突然又下去了。價格下跌農民就把母豬宰了,甚至把小豬也宰了。因為政府搞不清楚從哪入手,拿捏不準,所以就會加劇波動。逆周期政策往往加大周期波動。

  經濟有沒有周期?一說周期就想到規律,經濟有沒有規律?從不確定性思維來看,規律都是有條件的,沒有絕對的規律和真理。如果用需求管理的框架去實施財政政策,很可能是不確定性繼續放大,因為擴大需求未必能解決當前的不確定性問題和預期不穩的問題。所以,基于需求變化的相機政策就有問題。相機政策不是不能用,但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們更加需要可預期政策。兩會出臺的政策是減稅率,增值稅基本稅率從16%降到13%,不是只有三年或者五年,這是穩定的,可預期的,而且是透明的。現在減稅不像過去包包子,你咬一口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餡兒,現在都擺在明面上,過去做包子現在改成了做披薩,一目了然。這樣的政策才能改善預期。

  五、如何度量財政政策效果

  財政政策最終都體現在收支或者缺口、赤字上,但它的內涵不同,操作方式不一樣,最終是財政政策的效果不同。財政政策積極有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公共風險收斂。短期改善、長期穩定。公共風險的收縮,不僅可以改善預期,而且可以降低經濟社會運行成本,可減少社會成本內部化而導致的企業成本上升,改善企業利潤預期。

  第二,預期改善。包括市場預期和社會預期。當前經濟有市場預期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社會預期問題。比如對民營經濟的看法,社會上出現一些雜音,有人說民營經濟該退場了;還有人說共產黨的最高使命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說這話的涵義是什么?是不是民營經濟歷史使命完成了?該退出歷史舞臺了?這搞得大家非常惶恐不安,這就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所以習總書記就召開座談會,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這就屬于穩定社會預期。社會預期大大改善,加上財政政策減稅降費力度很大,市場預期也穩定了。按照原來的預測,沿著2018年的經濟運行慣性,到了2019年第一季度會比去年第四季度低,很多人預測是6.2%或者6.3%,結果是6.4,超出了經濟繼續下行的預測,這說明預期基本上穩住了。

  改善預期,要從不同的層面入手。注入確定性,縮小不確定性,也要從不同層面入手。我們首先要解決溢出市場的公共不確定性問題,這是市場無法應對的。財政政策的作用是擴大公共確定性,為企業的市場預期提供條件和參照系。當然,政策的協調和改革的實質性推進也很重要,從長期來看,更是至關重要。

  第三,供給質量要提高,促進新的供求耦合。供求耦合不是數量平衡的概念,也不是熱力學第二定律中的平衡概念,而是基于人類的社會活動形成的匹配性和對偶性,是結構相容的概念。對供求關系要有一個新理解,這里就不展開講了。

  第四,民生改善。民生改善不是搞福利主義,這個大家要明白。在我們國家民生改善是要促進人力資本積累,而且使人力資本積累的質量更高、更加公平。要縮小能力的鴻溝,使不同的社會階層、社會群體都能有夢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能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就是社會的縱向流動,只有縮小能力鴻溝才有這種可能。一旦階層固化,就意味著巨大的公共風險,將來甚至會轉化為政治風險。社會出現階層固化,經濟社會活力就會消失,那就不可能再繼續發展了。通過改善民生來促進人力資本的公平積累,財政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熱門推薦

收起
新浪財經公眾號
新浪財經公眾號

24小時滾動播報最新的財經資訊和視頻,更多粉絲福利掃描二維碼關注(sinafinance)

7X24小時

  • 01-16 博杰股份 002975 34.6
  • 01-15 斯達半導 603290 12.74
  • 01-14 玉禾田 300815 29.55
  • 01-14 澤璟制藥 688266 33.76
  • 01-14 有方科技 688159 20.35
  • 股市直播

    • 圖文直播間
    • 視頻直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