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群慧:理解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黃群慧:理解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2020年01月13日 12:39 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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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財經訊 “新浪·長安講壇”(總第358期)日前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舉行。特邀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出席并以《理解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為題發表演講。

  以下為演講實錄: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叫“理解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它有兩個方面的背景:

  第一個方面,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需要回顧、總結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第二個方面,現實中的中美貿易摩擦一波三折,有很多問題正在討論,其中也涉及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所以我想通過歷史和現實這兩個背景,來談談如何理解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我大概要談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如何看待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工業化進程,我們的工業化達到了什么樣的水平、取得了怎樣的成就;二是如何總結中國的工業化。如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經濟總量排行第二的國家,我們有什么樣的經驗和智慧;三是要談一談當前和未來。如何進一步深化工業化進程,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是什么。

  第一個問題,新中國70年,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達到了什么樣的水平,取得了怎樣的成就。

  談到工業化,一般人認為就是工業本身的發展,其實這是一個誤解。工業化往往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它的產業結構由農業占統治地位轉向工業占統治地位并進一步深化最后從比例上看是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發展過程。工業化就是現代化的過程,不要單純理解成只是工業本身的發展。它不是單純的產業問題,而是經濟發展的問題,甚至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內涵就是工業化問題。

  所以,我們談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往往是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但是現代化的面更廣闊一點,工業化就是經濟的現代化,這是一般的理解。也有更學術一點的是從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理解。比如張培剛先生提出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有廣泛的意義,他說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本的生產函數或者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的從低級向高級突破性變化或者變革的這么一個過程,這是一個由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或者說通過技術推動生產函數來突破變化的過程。我們可以通俗的理解為,經濟現代化或者經濟的發展,主要還是指從農業國向現代化發展的過程,現在看更多的是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后發國家追上發達國家的過程。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人類社會,我們如今仍處在整個工業化的進程中。雖然現在常講“后工業化”社會的概念,但整體仍然是一個工業化的進程。這個過程已經進行了近300多年,真正完全進入所謂的后工業化社會或者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大概只有30多個國家。如果按1980年人均1萬美元來計算,其人口也只占到世界人口的20%。如果從學術角度來看,工業化發展分為五個階段,一是前工業化階段;二是工業化階段,它又分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階段;三是實現工業化之后,就是進入到后工業化階段。

  用什么標準來界定和劃分這些階段呢?如表1所示,一般有五個標準:人均GDP、三次產業產值結構、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增加值的比例、人口的城市化率和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比,這五個標準基本上可以總體反映經濟發展水平。其中我們將城市化率也放到工業化水平評價指標中,因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相互促進的。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往往是工業化推動城市化;到了工業化中后期,往往是城市化來拉動工業化,兩者是互相促進的,我們可以用人口的城市化率來衡量城市化水平。表1中的標準值是發達國家在不同階段的經驗值。利用表1中的指標和標準值,我們可以來判斷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到了什么樣的水平。

  表1 工業化不同階段的標志值

  資料來源:陳佳貴、黃群慧、鐘宏武:《中國地區工業化進程的綜合評價和特征分析》,《經濟研究》,2006年第6期。原表人均GDP標志值數據只有2005年,這里2010年數據根據美國經濟研究局網站數據獲得的GDP折算系數計算。

  談70年的工業化進程,分成改革開放前30年和改革開放后40年。前30年我用兩個PPT來展示一下:一是我們取得了什么樣的成就。改革開放之前的工業化進程,雖然經歷了很多波折,但總體還是在工業建設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工業建設中取得了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1952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26倍多,達到4100多億;棉紗產值增長3.5倍,達到293萬噸;原煤產量增長8.4倍,大大6.2億噸;發電量增長40倍,達到3000多億千瓦時;原油產量達到1.05億噸;鋼產量達到3700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53倍,達到1270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航空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取得這些成是基于什么樣的戰略呢?在計劃經濟下,中國大陸主要是基于重工業優先的戰略,這是學習繼承了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重工業優先的戰略。所謂重工業優先,就是按產業的價值鏈來說是從上游開始,一點點往下游推進。而從消費結構看,人們往往是輕工業優先,因為首先是吃穿在前,衣食住行,重工業在后面。在當時的計劃經濟下,要體現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就是要趕超,所以是從上游戰略開始的。當時是投資要靠政府,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是國內企業和政府的投資項目,而家庭收入增長相對比較緩慢。當時的體制和政策基本上是計劃體制。

  前30年的政策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就是不穩定。因為中間經過無數次政治運動,政治運動使政策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對經濟影響非常大。你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經濟增長的曲線,有些年代增長很快,有些年代增長很低,甚至是負增長,整個波動非常大,對外開放程度很低。與此同時,臺灣和香港地區與我們恰恰相反,他們則是輕工業優先的戰略。基于重工業優先戰略,中國前30年的工業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很多問題,像政策不穩定,忽視輕工業,導致短缺經濟出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步入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入新型的工業化戰略階段。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水平推進很快。基于剛才的數據,我們通過人均GDP、三次產業產值比例和就業結構、制造業增加值的占比以及城鎮化率,可以計算綜合指數。基于這個指數,我們的總體判斷是到2011年以后,中國的工業化水平達到了工業化后期。請注意是工業化后期,而不是后工業化階段,這是兩個概念,工業化后期表明我們還沒有實現工業化,而后工業化則意味著已經實現了工業化。

  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是一個非常偉大的過程。發達國家把一個國家推進到工業化后期,往往需要上百年的時間。而基于我們現在的測算,到2020年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這意味著能夠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目標;到2030—2035年,經過十年、十五年左右工業化的深化,我們應該能夠全面實現工業化,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國家。

  關于工業化的水平判斷,在去年還是有爭議的,爭議也比較大。有兩個極端判斷,一個認為我們早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已經提前實現了十八大提出的目標。還有一個觀點,當中美貿易摩擦開始以后,尤其是去年3月份美國制裁中興,于是又有人說你連芯片都生產不出來,還奢談什么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我認為這兩個觀點都比較偏激。一是我們已經實現工業化這個判斷肯定不成立,這屬于有點過于樂觀,是沒有道理的。二是如果說因為芯片生產不了,包括現在有很多卡脖子的工藝和產品生產不出來,我們就不敢奢談實現工業化,這就犯了另外一方面的錯誤。工業化本身是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表現,你不能因為某項技術沒有掌握就說不能實現工業化。到目前為止,就連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后工業化國家,也不是所有技術他都能掌握,所以不能以這個為標準來判斷是否實現工業化。當然,你的技術水平高是實現工業化的標準,但你不能依據某一項或某些技術來做出總體的判斷。根據我們上面所說的工業化水平指數計算,大概2020年的指數是95,基本實現工業化;到2030年或2035年全面實現工業化是比較客觀的,按照十九大目標到2050年,分兩步走的目標也是基本吻合的。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尤其是改革開放后40年工業化有什么特征。我大概總結了幾個方面:

  第一方面,人口多。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大國工業化,中國的人口幾乎超過了所有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人口的總和。如果中國到2030年到2035年整體步入到工業化國家,是對世界做出了顛覆性的貢獻,因為歷史上還沒有如此之多人口的國家步入到工業化國家。

  第二方面,速度快。中國工業化是一個長期、快速推進的工業化,世界上還很少有國家和地區能夠長期保持如此高的工業化速度。改革開放40年,從1978年到現在,按全國經濟GDP增速大概是9.5%,一產、二產、三產的增速分別是4.4%、10.9%和10.5%,二產增速最高。這么高的增速持續40年也是前無古人的。亞洲四小龍作為趕超型國家也曾經歷過工業化中期快速成長的階段,但是不會保持40年一直保持接近10%的增速。

  第三方面,新型工業化。中國實現的工業化是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努力實現符合“四化”同步發展要求、與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工業化。中國所實現的工業化,并不是傳統意義的工業化,而是信息化時代以信息化引導工業化、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下的工業化。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國工業化階段的國情,又要適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世界工業化趨勢。黨的十六大就提出,我國要走區別于傳統工業化道路的新的工業化道路。即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從而達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能充分發揮。到了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

  第四方面,世界性意義。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對整個人類的工業化進程具有“顛覆性”的作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將改寫人類歷史。伴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號召下,中國工業化進程對全球化的影響日益深遠。從工業化視角看,“一帶一路”的提出,表明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的工業化進程正在產生更大的“外溢”效應。中國的工業化經驗將對大多數“一帶一路”國家具有借鑒意義。中國通過工業產能合作以及其它各個方面的更廣、更深層面的區域經濟合作,從而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升級、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這對世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意義巨大。

  第五方面,低成本。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低成本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中國制造在世界每個角落都可以找到。低成本、出口導向是兩個含義,低成本是因為前些年我們的技術是引進的,加上我們的低勞動力成本,甚至環境付費都是低成本的。出口導向是我們作為工業化戰略的一個比較成功的戰略,所以說存在著大量的貿易逆差。但是這些年又開始向滿足內需轉型,轉向滿足國內市場需求。

  第六個特點,不平衡。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工業化,表現為產業結構失衡和區域工業化水平差異巨大、經濟增長速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平衡,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協調。“極不平衡”三個層面,一個是產業結構不平衡;二是區域之間不平衡;三是增長速度和環境資源的承載力不平衡;四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平衡。

  從產業發展看,這些年我們反復說要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解決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一方面,鋼鐵、石化、建材等行業的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并長期存在,存在大量的“僵尸企業”;另一方面,高端產業發展不夠和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占有不足,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件等嚴重依賴進口和外資企業;

  從區域發展看,區域發展不平衡,區域工業化水平差異很大如表2所示。我們測算全國的工業化水平,到2015年基本到了工業化的后半階段。同時我們測算了全國31個省市區域的工業化水平,結果表明區域之間的差異巨大。例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到了后工業化階段。但是像貴州、云南、海南、甘肅等地,還處在工業化中期的前半階段。從工業化中期到后工業化階段,要跨越好幾個階段,意味著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很大,經濟發展水平至少是50年以上的差距。

  表2  2015年中國工業化水平指數

注:括號中的數字為相應的工業化綜合指數。注:括號中的數字為相應的工業化綜合指數。

  資料來源:黃群慧、李芳芳等:《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1995~2015)》,第4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從環境保護看,經濟增長速度和資源本身的環境承載力不平衡。所謂工業化是人類利用資源來為人類生活現代化服務的。快速經濟增長最重要的約束,就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如此快速度的實現工業化,這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所以耗費的資源和排放,也是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所以我們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和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極大不平衡。

  從工業化和城鎮化之間關系看,存在二者不平衡問題。城鄉發展不平衡,社會民生領域發展不充分。這表現在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脫貧攻堅任務艱巨,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所以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而主要矛盾是轉化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恰恰在工業化上也體現出來了。以上是我們概括的六個方面的特點。

  中國的工業化成有多大呢?習總書記在去年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講了三句話,概括了改革開放40年工業化的成就。一是“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我剛才講到真正從工業化初期到工業化后期,這個階段往往要上百年的歷史。改革開放40年我們的快速工業化進程,從工業化初期推進到工業化后期,而這個過程發達國家往往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我們用40年的過程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進程。這是第一項成就。二是

  第二項成就,“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初步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在聯合國工業大類目錄中,中國是唯一擁有所有工業門類制造能力的國家,現在我國500種主要工業品中有220多種產量位居全球第一。現在中美貿易摩擦,由于中國擁有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所以我們的經濟韌性大,發展回旋余地大。

  第三項成就,“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按2016年來算,美國占世界GDP24%,中國占14%;到2017年美國也是占24%,中國已經占到了15%。從2016年全球的制造業增加值來看,這里面羅列了前20個國家,排在第一的中國大約是3萬億美元的制造業增加值。據聯合國統計司數據庫數據,到2016年,中國是制造業增加值達到30798.95億美元,占世界比重達到24.5%,比世界第二位美國制造業增加值21830億美元多出了近萬億美元,幾乎是世界第二位美國和第三位日本制造業增加值的總和。在1984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比例曾達到過29%,幾經起伏,2016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制造業比例只有17.3%;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比例達到21.5%的峰值,到2016年,該比例只有7.7%。實際上,正是由于中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世界制造業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而言,雖然高收入國家仍占據世界制造業增加值大約60%比例,但是近20年高收入國家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在不斷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與亞洲特別是中國相關。中國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從1970年的可忽略不計上升到2016年的占據全球四分之一。

圖1 2016年世界主要國家制造業增加值   資料來源:聯合國統計司數據庫。圖1 2016年世界主要國家制造業增加值   資料來源:聯合國統計司數據庫。

  這是我們談的第一個問題,如何來看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分為前30年、后40年,我著重談的是后40年,包括我們總結的工業化特征也是著重后40年。

  接下來要講的是,我們怎么來解讀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或者如何來講解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這里我概括了六個中國工業化的經驗。

  一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穩中求進”保證產業持續成長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深化。一個大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工業化是必由之路。工業化進程一旦開始,要保證這個過程不會由于戰爭、危機或社會動蕩等各種原因被中斷,這個國家或者地區才可能保證產業不斷發展、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歷史上因危機或者戰亂而中斷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并不鮮見,這也是為什么世界工業化史已經200多年、但真正實現工業化的也只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社會政治環境的穩定是產業持續發展和工業化進程持續推進的基本前提要求。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一度曾由于“文化大革命”改革而使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斷。但開放以來,雖然也遇到了這樣和那樣的問題與挑戰,但總體上采用了“漸進式”改革,始終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指導思想,以“穩中求進”為經濟改革發展工作的總基調,努力構建和諧穩定的發展環境,在保證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基礎上,不斷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促進中國產業持續成長和不斷深化工業化進程。當前已經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需要繼續推進產業發展建設工業強國,而各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比較突出,如區域發展差距、城鄉差距和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經濟“脫實向虛”、環境和資源制約等等,危機和沖突的可能性進一步提升,這需要進一步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更加強調社會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是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不斷提高產業效率和促進產業向高端化。工業化是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或者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由低級向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過程(張培剛,1991,191頁),這實質是一個不斷技術創新的過程,工業進程深化的核心表現為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業效率的不斷提升和產業結構的持續高級化。而“創新驅動”的關鍵必須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努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還要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迄今為止的中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成功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基于工業化發展階段,把握產業升級的方向,不斷提出合意的產業政策,實現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有效協調,隨著工業化發展階段對產業政策內容、實施方式進行動態調整,有效地促進了技術進步、提高了產業效率和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從產業高端化和工業化深化的方向看,中國所實現的工業化,并不是傳統意義的工業化,而是信息化時代以信息化引導工業化、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下的工業化。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國工業化階段的國情,又要適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世界工業化趨勢——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制造與服務的融合來提升復雜產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業快速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能力。《中國制造2025》的提出,也正是中國響應這種世界工業化發展趨勢而制定的一項深化工業化進程的戰略。

  三是正確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促進產業合理布局和區域協調發展。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的資源稟賦、經濟條件、文化習慣等差異性較大。因此,一個大國的產業發展與工業化進程,在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前提下,還要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這是保證產業合理布局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整體區域協調戰略并保證有效實施。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差距很大,長期以來形成了東中西三大區域的梯度發展的格局,近年來,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持續推進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京津冀協同發展、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中央政府要通過戰略實施和體制機制設計,協調各區域產業生產要素配置,促進產業生產要素跨區域的有效合理流動,化解產業資源配置在地區間不平衡、不協調的結構性矛盾,提高產業生產要素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拓展產業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還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國產業發展非常重視地方政府的創新精神,鼓勵地方政府探索科學的區域工業化模式。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國各地方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調動起來,各個地區結合自己的具體情況,創造出許多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曾產生了一些具有鮮明地區特點和時代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等,這些模式在啟動條件、發動主體、資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進程,成為工業化水平較高的工業化地區,進而對全國的工業化進程起到了巨大的帶動作用。在各地推進自己的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園區發揮了重要作用,工業園區是現代化產業分工協作生產區,包括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工業園區能通過政策引導聚集生產要素、提高集約水平、突出產業特色、優化產業布局,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工業化具有重要意義。

  四是正確處理市場化與工業化關系,培育全面持續的產業發展動力機制。中國基于自己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基本國情,經過多年理論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堅持發展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將,堅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國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為中國產業發展提供了多元的全面協調的動力機制。通過市場化改革的制度創新,培育了國內豐富、強大的動力源。這具體表現在市場化改革逐漸松開了傳統計劃體制對各種資源、要素、組織力量的束縛,激活了它們在舊體制下長期被壓抑與控制的能量,不僅充分釋放非國有系統的資源、要素,而且全面調動傳統國有系統本身的存量資源和原有的組織制度資源。通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培育了大量的市場主體,既包括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也包括在市場中成長起來的大量個體民營企業以及通過開放引入的外資企業。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彌補市場缺陷、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以及中國作為后發國家在一些重大戰略領域實現趕超等方面具有優勢,在事關國家發展重大戰略和國計民生重大事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個體、私營和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在滿足市場多層次多樣化需求、提升供給質量和促進生產力平衡發展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形成了中國產業發展多元混合動力優勢,促進了中國產業快速發展。

  五是正確處理全球化與工業化的關系,形成全面開放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通過40年的對外開放,從設立特區,到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再到加入WTO,在中國市場對外開放的同時,也逐漸吸引大量的外資,引進了大量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同時也利用了國外的市場資源,實現了大量的出口,這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當今世界的產業發展,處于一個全球價值鏈主導的時代。自產業革命開拓機器大生產開始,國際分工經歷了工業制成品與農礦業的傳統產業間分工、工業內部各產業各產品部門的產業內分工,發展到同一產品不同價值鏈增值環節的產品內分工。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產品模塊化程度的提升和生產過程可分性增強,以及信息技術、交通技術等“空間壓縮”技術帶來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基于價值鏈不同工序、環節的產品內分工獲得極大的發展,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成為一種主導的國際分工形式。而且,隨著技術革命的加速拓展、業態不斷創新和產業日趨融合,尤其是新興工業化國家不斷努力突破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鎖定”,全球價值鏈逐步呈現出多極化發展的新態勢。因此,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必須對外開放,融入這個全球價值鏈中。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中國經濟所取得的發展奇跡,十分得益于中國制造業的對外開放。到2017年,在制造業31個大類、179個中類和609個小類中,完全對外資開放的已有22個大類、167個種類和585個小類,分別占71%、93.3%和96.1%。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場化進程,培育自身的全面發展動力,同時順應制造業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合作共贏趨勢,為世界制造業發展和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

  六是正確處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系,促進產業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與社會民生協調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過程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發展的過程。工業為城市化提供了經濟基礎,而城市化為工業化提供了優質要素和廣闊的需求市場。從工業化與城市化歷史演進互動關系看,在工業化初期,重要是工業化進程推動了城市化的進程,而到了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牽引了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總體上符合上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演進規律,長期以來我國成功地推進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但總體上城市化進程落后于工業化進程。在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進入到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進程也不斷加快,對工業化進程牽引需求作用明顯。在處理工業化與城市化關系過程中,尤其是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提高城市化質量,避免城市化與實體經濟脫節,不能讓房地產僅成為炒作對象,要讓城市化進程真正發揮對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需求引導作用。二是要不斷提高服務業效率和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城市化是服務業成長為經濟運行中主導部門的必要條件,城市化人口集聚效應形成的需求密度經濟,可以不依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城市化并不必然促進服務業效率提升和結構升級,科學的城市化戰略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對于促進服務業效率提升至關重要。當前我國醫療、教育、養老等事關社會民生的服務業質量和效率還都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城市化質量水平還不夠高。而且,由于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升級和工業化進程深化需要高質量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支持,提高城市化質量、促進服務業效率提高和服務業結構升級還是深化工業化進程的必然要求。

  以上是我總結的從工業化和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等各個方面的關系,概括了六條經驗。在這些經驗中間,我們也走過很多彎路,也有不協調、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現在應該從理論上來認識并且正確處理這六方面的關系,形成現代化的經濟體系,這是我們談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當工業化發展到現在,要繼續深化工業化進程或者說推進經濟發展會面臨什么樣的問題。我主要提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去“工業化問題”;二是推進高質量工業化;三是積極應對全球化的新挑戰,包括中美貿易摩擦。      

  一是如何有效預防“去工業化”。在去工業化理論里有兩種工業化,一種叫過早的去工業化,一種叫成熟的去工業化。當一個國家和地區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30%以后,制造業所帶來的技術滲透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外匯儲備效應都已經得到充分體現,服務業效率提高能夠承擔支持經濟增長的引擎,此時制造業占比降低被認為是“成熟地去工業化”。發達國家的工業占比到20%就不錯了,甚至有的比這個還低。發展到了一定程度經濟會出現所謂經濟服務化,服務業占比到80%或更高。但是,工業占比在降低之前,工業里的制造業的技術滲透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外匯儲備效應一定要得到充分發揮。只有依靠制造業經濟才能發展,這是立國之基,興國之本,強國之器。只有制造業發展,你才會有技術創新效應,同時向前帶動農業,向后帶動服務業為制造業服務。如果離開了制造業、離開了工業,服務業沒有依附的東西,那就沒有存在的基礎。這種產業關聯效應很大。另外通過制造業出口來賺取外匯,這是外匯儲備效應。但是,如果制造業沒有占比那么高,或者說第三大效應還沒有充分體現的時候,制造業過快的下降,被認為是過早的去工業化,往往會掉入中等陷阱。而中國現在恰恰處于中等收入階段,如果制造業占比過快的下降,我們有可能會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現在中國還沒有過早的去工業化問題,但我認為這些年已經開始有一個過快去工業化問題。雖然沒有達到真正的去工業化,但由于服務業占比提升速度過快,制造業占比下降的速度過快,就存在過快的去工業化。到了一定階段,去工業化或者說制造業占比下降,這個趨勢是正常的趨勢,但你不能過快。近幾年中國服務業占比提升速度的確過快。1978—2011年,中國服務業占比年均增長約0.6個百分點;2011—2016年,中國服務業占比年均增長約1.5個百分點。英國經濟學家伍德(2017)的研究表明,1985—2014年,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例增長了21.3%,遠遠高于世界各類國家

  服務業占比上升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我國服務業的效率不高,中國存在明顯的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現象。效率低下的服務業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對高的工業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導致整體經濟增速下滑,從而表現出三次產業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逆庫茲涅茨化”問題。如果嚴格區分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轉型”主要用于描述從一種產業主導的結構轉型為另外一種產業主導的結構變化,而“升級”則表述了從附加值低的產業(或者產業環節)主導的結構轉向附加值高的產業(或產業環節)主導、整體效率提升的結構變化,中國面臨著因服務業比例過快上升和實體經濟比例過快下降而產生的結構“轉型”和未“升級”的結構性失衡。

  這個風險在近年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上也能反映出來。我們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但虛擬經濟成長也很快。迄今為止,我們并沒有很好的對實體經濟進行界定。2017年我做過一個分類,我認為這個分類很能說明問題,實體經濟也有窄口徑和寬口徑問題。甚至我把它分為三類,最核心的實體經濟就是制造業,農業、建筑業或者其他工業也可以是實體經濟,那是一般口徑。還有一個口徑,就是把一些生產性的服務業也放進去,我們叫廣義的實體經濟。唯獨金融和房地產不能放進去。如果按這種分類去分,這些年經濟脫實向虛的趨勢是非常嚴重的,無論是核心口徑,還是一般口徑,甚至最廣義口徑,這些年實體經濟占GDP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如表3所示。 

  表3:實體經濟占比的變化(2011-2016)

  我們說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脫實向虛,但不能完全說是金融業有問題,因為我們的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面臨著轉型升級,要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由于產業結構不平衡,需要的高端產業沒有,不需要的產業卻產能過剩,所以金融業就不會去支持,就會把錢投入到房地產,把虛擬經濟炒得越來越高,追求短期回報。于是越來越多的貨幣投放都在金融這種虛擬經濟的圈子里面打轉,甚至實體經濟想得到一筆貸款,需要倒騰七次才能倒到實體經濟手里。每倒一次虛擬經濟就會有一些回報,最終還是要靠實體經濟的利潤來支撐這七次的回報。如果實體經濟賺不來錢,這七次回報就變成虛擬的變成泡沫。所以“三大攻堅戰”里面專門有一條是降杠桿,要預防金融風險,這是非常關鍵的。這是我們談的第一個問題,過快去工業化。

  第二個問題,如何積極推進高質量的工業化。如何界定高質量發展或者高質量工業化?它要和我們新的五大發展理念: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相吻合,或者說是以它為指導來解決我們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高質量工業化必須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

  具體的戰略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要符合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提出的包容的、可持續的工業化。這個包容的概念就是社會包容,既有區域協調發展,又有收入公平,還要考慮到就業。現在人工智能發展很快,對人的替代性很強。替代人工以后肯定效率會提升,這是創新所需要的。但如果過于推動對人工的替代,就影響就業,影響社會的包容性。所以說包容性又給工業化提出了新的約束條件,包容要體現區域協調、收入分配公平、關注就業等方面要求。

  所謂環境可持續就是要保護環境,這要求工業化進程中包括工業流程的選擇、所采用的技術都要考慮環境可持續。聯合國2030年議程里面,專門提到包容的可持續工業化,現在就應該強調這種包容性、可持續性。

  第二個戰略是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通過技術創新實現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工業化,尤其是體現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根據新的國際競爭環境以及中國制造業自身創新發展的要求,圍繞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新的中國制造業總體規劃應當在以下這些方面做出重點調整。

  第一,在總體戰略導向上,要弱化“對標”或“趕超”歐美日,強化突出通過統籌部署構筑中國制造業的核心能力,為全球制造業發展做出中國的原創性貢獻。全球工業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英、德、美、日等國家躍遷成為工業強國的過程,都不是領先國家工業競爭能力的簡單重復和照搬,而是不同于領先國家的獨特工業能力的構建過程——德國創造了公司研發中心組織結構,美國獨創了大規模生產和現代公司制,日本發展了精益制造。中國建設工業強國也必然能夠為人類工業發展貢獻獨特的技術能力和制度模式。“構筑中國制造業核心能力”的政策導向,對外體現了中國通過原始創新與全球工業國家共同推動人類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的愿景,對內容易凝聚各級政府和廣大企業形成實現中國制造業更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抱負。

  第二,在總體發展思路上,弱化重點產業和領域選擇,突出新一輪工業革命背景下的通用技術創新和產業統籌部署。新技術浪潮和新工業革命是當前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為了更加有效地應對技術變革,美、德、日、英、法等工業強國都頒布了系統的規劃和產業政策。但與我國的“中國制造2025”不同,這些國家的戰略和政策在文本的具體表述方面,都不涉及到政府重點支持特定產業和領域發展等內容。我國新的制造業總體規劃應借鑒美、德、日等國家的經驗和普遍做法,在戰略任務的擬定方面,一是強調強調推進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應用所涉及通用技術和使能技術的原始創新和技術突破,二是強調對于新技術創新和應用(而非產業)的統籌部署。例如,在促進5G技術創新和應用方面,應當避免使用支持特定5G領域的發展等表述,而強調通過促進5G應用場景發展、基礎設施投資、參考架構建設等內容,完善5G創新鏈和產業生態的任務導向。

  第三,在具體重點任務上,技術創新導向的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高端制造,更加突出管理創新導向的服務型制造和制造業品質革命。在當今新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方向無疑也是制造業的智能化、綠色化和高端化,這需要我們不斷通過科技創新、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大力發展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高端制造,促進中國制造業抓住當今世界新工業革命的重大機遇。但是,對于中國大多數制造業的發展而言,德國工業4.0所倡導的物理信息系統(CPS)還相對遙遠,很多產業的技術基礎還不具備,而推進制造業與服務融合的服務型制造以及推進中國制造業品質提升的任務則相對更有緊迫性和現實意義。在當今時代,制造服務化也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方向,制造企業從注重生產和產品逐步向注重“產品+服務”的趨勢發展和演進,這極大地促進了制造業附加值的提升,進而促進了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和高質量發展。另外與國外發達工業國家不同,中國的制造業品質問題還沒有實質性的全面解決,通過制造業品質革命全面提升制造業產品和服務的品質,還是中國成為制造強國所必須補上的重要一課。

  第四,在具體政策措施上,弱化選擇性產業政策,突出既有利于促進中國制造業效率和能力提升又具有競爭中性特征的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一是避免使用加大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結構性產業政策,盡可能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實現國有企業競爭中性、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實施公平國民待遇、擴大對外開放領域等方面提出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認為明確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二是針對我國強選擇性產業政策對我國制造業創新發展的負面影響日益凸顯的背景下,將公共資源更多投向新型制造業創新體系建設方面來,包括:針對目前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組織方式不能有效解決國家戰略性技術任務攻關的問題,建設獨立的、跨學科的、任務導向的新型國家實驗室;針對目前我國各類共性技術研發機構公益性不夠、效率不高的問題,借鑒德國弗朗霍夫、臺灣工研院、韓國產業技術研究院的成功經驗,吸收海內外高層次新建“中國工業技術研究院”;針對中國產業政策重結構化政策、輕合理化政策的問題,吸收美國制造業擴展項目和日本技術咨詢師項目經驗,推出中國的先進適用技術推廣應用項目和公共服務組織建設。

  最后一個問題,當前我國工業化如何積極應對全球化挑戰?當今全球化有兩個,一個叫逆全球化,還有一個超級全球化。逆全球化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搞的。其實從特朗普的角度來說,他不是在搞逆全球化,他只是不滿意現有的全球化規則,認為現有的全球化規則讓美國吃虧了。他就是要打破現有的全球化規則,由美國來主導重新建立全球化規則。他的這些做法表現為逆全球化,表面上是針對中國搞貿易摩擦,根本上還是要跟中國打技術戰。對華301調查報告提出了所謂補貼、外資股比限制、強迫轉讓技術,網絡竊取和知識產權保護等等一系列問題,這些恰恰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有關系,尤其是中國的制造業總量增加值全球第一的背景有關。美國以此為借口,來遏制中國的制造發展、遏制中國的技術創新,這是美國的根本目標。中美貿易摩擦這個過程是一個比較漫長或者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過程,短期來看會對我們的經濟有影響。從長期來看,我們要有積極的戰略應對。美國也做了一些長期的戰略準備,從歷史經驗看,無論是對日本、德國發起的貿易戰,美國都獲得了極大的便宜,包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確定美元不可撼動的霸權地位,都是通過貿易戰打出來的。

  為什么說美國已經有了積極的戰略準備呢?最近有兩個問題特別值得討論,一個是在工業化進程中最關鍵的是供應鏈,如果中美脫鉤,供應鏈戰略如何調整,這是個很大的問題。美國出臺了一系列報告,他們的基本想法就是與中國供應鏈脫鉤。中國融入了全球化,對全球化有貢獻,也得益于全球化,美國現在想與中國脫鉤,甚至專門為自己的產業安全做了一些長期評估,每年要做一些年度供應鏈能力評估,他們有一套有效的評估框架。美國的智庫前幾年就發表報告,建議減少對中國礦產供應鏈的依賴,修改自己的礦產許可制度。同時又建議說,要梳理各種產品的供應鏈,標注供應鏈的節點哪些是關鍵的,要預測有沒有可替代的東西。

  另外一個問題是技術創新的生態的改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引入了大量的技術。現在的問題在于,如果美國人現在要通過限制引進,打壓我們的技術進步,我們的技術創新生態如何調整?美國一方面限制我們的發展,另一方面提出了美國制造全球領導力的新戰略,包括納米科技、超算、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領域。現在在5G、人工智能這兩個領域里面競爭也很激烈,如果離開了美國,我們要有什么樣的生態調整?

  從主觀來看,中美兩家誰離開誰都很難。一個是產業安全,一個是產業發展。在極端的情況下要考慮到產業安全,但也要考慮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利于大家的產業發展。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我們對中國制造業發展、對中國工業化的未來戰略需要深入考慮。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超級全球化。最近也有一些建議,說我們能不能接受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接受超級全球化。超級全球化可能是一個方向,但我個人認為要想實現很困難。著名經濟學家羅德里克曾經說過,全球化不可能是三角形。他說超級全球化、民主和國家主權不可兼得,三者最多得一個。為什么英國脫歐,歐盟為什么會慢慢失敗?其實可以利用這個三角形來解釋。問題在于,在超級全球化過程中,有些國家經濟發展很快,有的國家經濟有問題。有了問題的國家,會通過民主形式向國家主權示威、游行、鬧事。比如法國前一陣搞的“黃馬甲”運動,法國人覺得自己的利益受損了,他們就上街鬧事。超級全球化,經濟有了問題,又是民主國家,這個國家的主權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三者不可兼得。總體來說人們會往這個方向去談,但是超級全球化的趨勢很難落地。中國在現有的WTO規則中屬于發展中國家,如果我們的一些關稅水平一下子降低到發達國家一樣水平,步伐就過大。當然也有人說我們進入了新一次的WTO,對中國經濟有大的新推動作用。超級全球化對于我國而言現在總體上壓力會很大。中國的工業化走到今天,一方面由于中美貿易摩擦需要考慮逆全球化趨勢,另一方面還要考慮超級全球化的挑戰,中國的產業到底怎么發展,需要仔細考慮。

  這是未來進一步深化工業化三方面問題:“去工業化”、高質量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挑戰,我只是談問題,沒有答案。

  最后,我做一個結語。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步入到工業化后期。中國從解放前的農業國發展成現在的工業大國,雖然不是工業強國,但是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成就。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深化工業化進程,要邁向高質量工業化,而不是像以前過于強調速度。深化工業化進程,推進高質量的工業化,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由之路。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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