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新冠肺炎的經濟影響與政策應對

2020年01月31日10:17    作者:黃益平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黃益平

  未來疫情發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應的宏觀經濟對策的時候可以考慮分步走,將來根據進展漸次推出。如果在兩周內疫情真的控制住了,那么只需采取一些短期的補助與減稅即可,如果疫情延續較長時間甚至不斷惡化,那就可能需要規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宏觀經濟政策是需求端的周期性調節工具,如果使用得當,可以燙平經濟波動,改善福利。但既然是周期性的調控手段,就既不宜過度使用,也不應長期依賴。支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靠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但結構性改革往往是知易行難,世界各國概莫能外。但如果老是靠刺激,經濟也會出問題,就像人總是吃抗生素,肯定會影響身體健康。當然,一旦經濟面臨大的下行壓力,政府就應當盡快加大逆周期調控的力度,穩定經濟。而眼下,中國經濟就處于這樣的時刻。

  發自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現在已經快速地蔓延到全國,海外不少國家也確認了病例。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尚未將此列為全球突發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而對中國而言,毫無疑問這已經成為一場公共衛生危機。

  根據現有醫學知識的判斷,與2003年的非典相比,這個病毒的致死率要低一些,但傳播性更強。這場疫情究竟會如何演變、多久才能得到控制?可能取決于如下三個因素:一是病毒傳播的速度和廣度;二是科學家何時能確定病原并形成有效的治療方案;三是公共衛生部門的工作效率。無論何種情形,現在看來,有較大概率是整個事件會持續到第二季度。

  現在還沒法分析新型肺炎會給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但如果參考之前我們對2003年“非典”影響的分析,可以大致明確其作用渠道。最重要的機制是擔心病毒傳染,自動或被動地限制人員流動:第一,服務需求減少;第二,生產、投資與出口中斷;第三,失業人口增加;第四, 財政與金融環境惡化。

  可以肯定的是,疫情拖得越久,經濟影響也就越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做了一個“初步的評估”,認為新型肺炎可能令中國的GDP減少1.2個百分點。作為對比,2003年“非典”期間,幾家大的國際投行將當年的GDP增長預測平均降低了0.5個百分點。當然,后來的結果是2003年的GDP增速比2002年還要快,但這并不改變“非典”沖擊經濟的事實。

  新型肺炎對經濟最直接的影響是出門減少,很多地方已經實施“隔離”措施,不少疫情嚴重的城市甚至直接“封城”,甚至有報道稱,一些地方把公路給挖斷了。不出門會影響消費,特別是服務品的消費,包括旅游、交通、娛樂、零售、餐飲等,加上現在適逢春節假期,影響就更大。根據美團等機構之前發布的《2020年春節假期旅游消費預測報告》,春節期間,全國酒店預訂需求較平日明顯增長,異地用戶占比較平時上漲16%,而文博館類景區門票銷量同比增長五成。現在這些恐怕都已經泡湯。許多企業為春節假期預先儲備了許多物資,這個打擊就可能是雙重的。

  人不能出門,生產、投資都會受影響,部分地區已經宣布春節假期后推遲開學,工廠、企業推遲節后開工也是大概率事件(編者注:國務院辦公廳已于今日凌晨發布關于延長2020年春節假期的通知),更何況全國兩億多的農民工,絕大部分現在都在老家歡度春節,估計大部分無法按原計劃回到就業的城市。香港已經宣布二月底之前暫停所有來往武漢的高鐵與航班,相信來華的外國旅客數量也會急劇減少,其中包括商務旅客,這就會影響出口與直接投資。企業經營受到沖擊,必定會影響到就業。2018年全國服務業的就業人數是3億6千萬人,即便只有5%的就業人員因此失去工作,那也有將近2千萬人。

  消費減少、部分經濟活動中斷、失業率提高以及GDP增長減速,這樣宏觀經濟形勢惡化就比較容易理解。一方面,經濟不好,財政收入勢必減少,但同時對財政補貼的要求反而增加,這些都會導致財政赤字增加、國家財政能力減弱。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可能會大幅增加,而隨著經濟基數縮水,杠桿率反而會進一步上升,增加宏觀、微觀層面的金融風險。

  不巧的是,上面這些沖擊正好發生在一個比較敏感的時間點。2019年經濟增長明顯下滑,從一季度的6.4%回落到三季度的6.0%,普遍的預期是四季度可能會跌到6.0%以下,并且因此觸發了是否需要“保六”的爭論。所幸的是經濟在四季度穩住了,消費、投資與生產的環比增速還出現了小幅度回升。但如果受疫情影響,2020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再次加大,勢必會直接影響老百姓的生活與投資者的信心。因此,政府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時,也應該考慮采取一些政策應對措施。

  相比較而言,宏觀政策的重頭戲應該放在財政政策方面。關于財政政策,先要想清楚三件事情。

  首先,經合組織為財政健康劃過兩道邊界線,一是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3%,二是公共債務低于GDP的60%,這兩條線的關鍵是政府的整體資產負債表,僵硬地死守3%的赤字率,可能沒有必要。

  其次,中央、地方的財政要算總賬,過去幾年中央財政擴大赤字,但地方平臺融資收縮,總體看來政府的總開支不僅沒有擴張,反而還減少了。

  最后,財政擴張不能總是重復“鐵公機”那老一套,這次應對疫情尤其如此,宏觀政策要穩增長,但更關鍵的是要穩民生、穩社會。參照美國在全球危機期間的做法,國務院或許可以經全國人大授權,建立一個專項的緊急“救助基金”。

  具體可以考慮在如下五個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央行應該適度放松貨幣政策,包括增加注入流動性與引導LPR往下走。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有利于緩解企業的財務壓力,擴大融資規模,降低資金成本。財政與監管部門也應該支持金融機構加快處置不良資產,補充資本金,這樣才能讓金融機構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不宜強制要求金融機構為困難的中小企業增加貸款,尤其不能行政命令降低貸款利率。若有需要,財政部門可以考慮為困難企業的貸款提供臨時性的貼息。

  第二,為新經濟渠道提供各種政策支持,增加網絡消費。與2003年非典時期相比,新經濟形態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網購已經占到社會零售總額的20%以上,這為化解疫情沖擊提供了緩沖空間。老百姓不出門,可以叫外賣,在京東、淘寶購物,甚至到網上看新電影《囧媽》。但所有這些服務仍然需要人來提供,包括加工、投遞。如果政府可以為這些新經濟渠道提供防護、消毒器材,甚至經濟補貼,可以幫助降低疫情對消費的沖擊。

  第三,為中小企業提供稅收等優惠,幫助它們渡過難關。許多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本來已經岌岌可危,這次受到疫情的影響,也許會讓相當一部分餐飲、交通、旅游、零售、制造等領域的中小企業更加難過,甚至一些大型企業也可能遭遇很大的財務困難,但這些困難很可能都是暫時的。政府應該考慮采取一些措施緩解所有這些企業的困境,比如大規模地減免它們的稅收,甚至為部分企業提供一次性的補貼。

  第四,幫助受疫情沖擊而失去工作的人員,特別是缺乏良好的社會保障的農民工。過去農村是農民工的蓄水池,城市經濟形勢好,大家都出來打工,萬一經濟形勢不好,很多農民工就會暫時返鄉。但現在這樣的功能越來越弱,無論是在城市就業多年的年長一些的農民工,還是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大多很難長期回鄉生活。政府的幫助可以形式多樣,包括幫助安排返鄉,就地尋找再就業的機會,甚至提供臨時性的生活補助。

  最后,有針對性地增加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包括醫院、學校和城市交通。這次疫情暴露出一個問題,即在大部分中部地區城市包括武漢,人均醫療設施偏少。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靠提高管理水平,但同時也應該抓緊時間補短板,多建一些醫院。最近全國開始推開戶口制度改革,特別是在地級市層面,將來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對于醫療、教育、交通和住房能力都可能構成挑戰,政府應該未雨綢繆,降低未來公共衛生風險事件的概率。

  未來疫情發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應的宏觀經濟對策的時候可以考慮分步走,將來根據進展漸次推出。如果在兩周內疫情真的控制住了,那么只需采取一些短期的補助與減稅即可,如果疫情延續較長時間甚至不斷惡化,那就可能需要規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參考文獻:Don Hanna and Yiping Huang, 2004, “The impacts of SARS on Asian economies”, Asian Economic Papers, 3(1): 102-112.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責任編輯:張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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