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程安排

  • 上午

  • 下午

  • 10:00-10:10

    開幕致辭
    文 釗 經濟觀察報執行總編輯

    10:10-12:20

    主題報告
    趙華林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巡視組組長
    李稻葵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
    祝寶良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
    管濤 中銀國際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 13:10-14:30

    圓桌對話 一:新基建如何推進
    主持人:
    范為 申萬宏源證券固定收益融資總部副總經理
    討論嘉賓:
    于英濤 紫光集團聯席總裁兼新華三首席執行官
    羅鵬 全國人大代表、玉蝶集團董事長
    顧強 華夏幸福研究院院長
    趙輝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

    14:30-16:00

    圓桌對話 二:金融如何支持實體,民營企業如何破局
    主持人:
    洪灝 交通銀行國際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
    討論嘉賓:
    毛大慶 北京市政協委員、優客工場創始人兼董事長
    李昆躍 建信信托項目投融資事業部總經理
    陳明涌 寬拓科技創始人兼CEO
    唐 彬 易寶支付CEO及創始人
    馬駿驅 同盾科技聯合創始人、合伙人

    16:00-18:30

    圓桌對話三:全球化與中國機遇
    主持人:
    沈建緣 經濟觀察報商業觀察研究院主編
    討論嘉賓:
    孟樸 高通中國區董事長
    趙鈞陶 愛立信(中國)通信有限公司總裁
    陳慷 奧的斯電梯(中國)有限公司總裁
    劉宗長 工業富聯首席數據官、科技服務事業群總經理
    徐立 商湯科技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

最新新聞

管濤:中國高負債問題或會進一步加劇 杠桿率會階段性上升
新浪財經 | 2020年06月09日 14:12
祝寶良:受疫情影響 今年銀行利潤很可能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新浪財經 | 2020年06月09日 13:29
祝寶良:今年前四月居民儲蓄增加 部分資金轉移到資本市場
新浪財經 | 2020年06月09日 13:17
祝寶良:宏觀政策著力點是把企業穩住 把就業保住
祝寶良:宏觀政策著力點是把企業穩住 把就業保住

  原標題:【宏觀經濟論壇】祝寶良:宏觀政策著力點是把企業穩住,把就業保住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曉丹  雖然今年沒有給出經濟增長明確的目標,但宏觀政策方向很明確,一方面是解決就業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是保企業。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在6月9日由經觀傳媒、經濟觀察報舉辦的中國經濟看準?行穩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著力點還是著力保企業、保就業,把企業要穩住,把就業保住。 祝寶良表示,企業壓力會反映在就業和財政收入上,政策調整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采取措施,供給端通過各種措施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同時要想辦法恢復需求。 祝寶良提醒,今年以來,貨幣政策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寬松的,目前的社會融資總量、貨幣增長速度都比較高,但是這些資金可能滯留在賬面,并沒有完全轉化為企業的生產,如果疫情遲遲不能結束,這些錢就有可能有部分進入資本市場。 以下為演講內容: 大家好!非常高興有機會和大家交流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主要是新冠疫情沖擊下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政策走向。 5月22日兩會召開,相對來說會議召開稍微晚了一點,主要是因為新冠疫情,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那么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么看? 疫情沖擊主要造成了四個方面的影響,第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對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是比較少見的。去年中國的經濟增長6.1%,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今年的經濟做過一個預測,就是估計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在6%左右,物價應該控制在3.5%,整個經濟增長的縮減指數估計在2.5左右。如果沒有疫情,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6%,現價GDP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5%,相應的預計投資的增長速度6%,其中基建的投資可以在6%-7%,房地產的投資在7%左右,制造業的投資在5%左右,財政收入可以達到5%。 疫情發生之后,一季度GDP增長速度下降了6.8%,考慮到價格因素,GDP實際下降了5.3%,跟前面講的本來應該達到8.5%左右的現價GDP增長速度相比,一季度的經濟大概損失了3萬億元。3萬億元的損失里面,稅收損失了將近8千億元,企業的利潤損失了2.2萬億元,這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第二,這次疫情同時沖擊了供給側和需求側。需求在下降,供給也在下降,這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就造成了較大壓力。經濟學的理論認為,一旦經濟下行、周期性下行,主要影響的是需求端,比如需求下降,往往采取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就是刺激需求。如果主要沖擊的是供給端,生產能力受到了破壞,或者是生產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像原油價格突然上升導致的供給端沖擊,就要想辦法減輕企業的成本,這種辦法就叫供給經濟學。 在政策調整時,就看到了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采取措施:一方面要想辦法解決供給端的影響,通過各種措施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就要想辦法恢復需求。從2020年4月的統計數據來看,包括歐美國家在內都可以看到,疫情對需求端的沖擊要大于供給端,需求下降比供給下降還快。由于這個原因,就引出了第三個問題,也就是價格問題。在供給端和需求端同時受到影響后,一些商品的價格是上升的,比如農產品價格,但是供給相對來說影響比較小的商品,比如鋼鐵、有色、化工這些工業品的價格就下跌了。比如,1-4月CPI漲幅在4.5%左右,工業品的價格是下跌的,工業品的價格下跌又導致了企業利潤的較快下降,這是第三個特點。 第四,這一輪失業的壓力非常大。4月失業率達到了6%,同時還有3.5%的城鎮勞動力沒有上班,農民工還有10%左右沒有返回到城市里,這些影響加在一起, 就業受到影響的有五六千萬人。 有一個指標還是可以的,就是新增就業, 1-4月的新增就業有354萬,這還是不錯的。這里面反映了一些企業的員工可能退休了,有一些大型的企業響應號召還在招聘。總體來看,我們的失業率還是比一些發達國家要低一些。 居民收入也有所反彈,雖然相對來說居民收入下降的幅度稍微小一點。今年前四個月,收入比較好的居民儲蓄還在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不敢出去消費,就變成儲蓄了;還有一個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資金轉移到了資本市場,這是一個新的特點。 對于這個現象要重視,這可能對未來經濟造成影響。有好處是一部分居民一旦疫情結束之后儲蓄就會變成消費,有助于后期消費的增長。但是同時也可能帶來其他問題,就是收入之間可能出現一些不平衡的問題,失業的人收入下降,收入之間的差距可能有所擴大,這是第五個特點。 第六個特點,我們看到今年以來,貨幣政策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寬松的,目前的社會融資總量、貨幣增長速度都比較高,但是這些錢變成企業的貸款,或者是企業融資之后,并沒有完全變成企業的生產,這些資金可能還是滯留在經營部門。這就意味著,一旦疫情結束,企業可能很快恢復,利用這些錢增加生產。如果疫情遲遲不能結束,這些錢就有可能有部分進入資本市場。 海外疫情尚未有效獲得控制,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第二波影響。因此,一方面是控制疫情取得成績的同時,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面臨著壓力,在4月17日政治局開會討論一季度經濟形勢和未來的政策建議時,就明確地提出來兩個前所未有,一個前所未有是這次疫情對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個沖擊是說中國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問題和挑戰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問題,也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企業的經營比較困難,剛才前面講了,一季度的經濟損失在3萬億元左右,其中企業的利潤損失將近2.2萬億的規模,這是很大的規模。 2018年去杠桿、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都對企業就造成了影響,針對這種情況在2019年采取了降稅措施,對企業的增值稅從16%調到13%。2019年減稅最規模達到2.36萬億元,在這種情況下,一季度很多企業的減稅紅利被吃掉了,企業的經營還是比較困難的。 剛才說第一波疫情主要發生在中國,沖擊了交通、餐飲、旅游、娛樂這些服務業。4月工業開始增長的時候,服務業的增長還是負的,未來一段時間,餐飲、旅游、娛樂、家政服務業估計還會繼續受到影響。而海外疫情又會影響到工業企業,一定要保護好高技術行業。我們提出了保企業,要保市場主體是非常重要的,企業壓力又會反映在就業和財政收入上。 第二個問題是,去年現價GDP可以到8.5%,財政收入可以達到5%,那么今年地方的財政收支壓力就非常大,地方財政還面臨著改善民生的問題,還要償還部分過去的債務,隱性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也都在。估計全年財政收入要減收1.5萬億元,這就是財政赤字要適當擴大的原因之一。 第三個就是金融風險,今年以來為應對疫情,宏觀政策反應得非常快,及時降息、降準,采取貼息的辦法,給抗疫企業的貸款增加了3000億元;通過再貸款,中央銀行直接貸款給中小銀行,中小銀行把這個錢貸給中小企業,解決中小企業的資金問題5000億元。整體來看市場的流動性還是相當寬松的,利率有所下降,很好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對穩經濟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時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放款之后,短期之內還形不成壞賬,但是由于企業的利潤在大幅度下降,就業壓力也很大,一部分失業人員,即使是有工作收入也在下降,這些家庭如果過去有負債,比如買房子借款,也容易形成壞賬,銀行的利潤很可能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 在中國,國際清算銀行有一個要求,商業銀行要貸款的話,增加貸款自己必須要有資本,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就是說想貸出去100塊錢,自己要有8塊錢的資本,如果沒有8塊錢的資本就不能貸出去100塊錢,我們叫核心資本一級充足率的要求。估計今年銀行金融體系貸款規模達到20萬億左右,按照現在的要求,20萬億左右按照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應該有1.6萬億的資本。銀行的自有資本從哪來,是從銀行的利潤來的,過去銀行的利潤里面有60%左右變成了資本,有了這個資本可以去貸款了。剛才說了今年的利潤很可能是零左右,銀行的資本就不夠了,按照現在的監管要求貸款能力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也即意味著銀行的經營風險在加大。一種辦法是給銀行注資,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給銀行進行注資,保障有放貸能力,來支持經濟的發展。 第四,供應鏈和產業鏈關乎國計民生。保住企業,保護就業,要解決一部分失業者的民生問題,是后來提的六保里面很重要的三保,還有兩個是保糧食能源安全,保供應鏈和產業鏈,要復工還要保糧食能源安全。對農產品的需求并沒有什么下降,但是農產品的供給受到了影響,能源因為運輸各方面受到了影響,這是國計民生最需要的兩個行業,所以才有六保,也是基于這一點。 這次疫情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出現了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相對說來比較樂觀,雖然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大,但是短期沖擊,衰退之后一旦疫情結束經濟可能又恢復回來了。還有一種相對說來悲觀一點的看法,認為世界經濟可能不會很快復蘇,會發生大蕭條,就是連續多年經濟出現衰退,這個影響就比較大了。目前還很難判斷經濟是否會出現大蕭條,但是危中也有一些機遇,同時也要看到對這些問題要做好準備。 全球貨幣都在放松,但是中國的利率還是正利率,還處于正常的貨幣政策區間之內,這樣短期有熱錢會流向中國,中國的資本市場短期有一定好處,同時要防止一旦海外開始要退出政策,熱錢的再次流出去。因此,一方面要讓利率市場化,讓利率浮動,同時要對資本市場進行適當地管制,不過正常的外資還是會呈現流入。此外,結構性的通貨膨脹問題需要關注。農產品價格可能還會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大宗商品的價格是在下跌的。 對于未來經濟復蘇要依靠哪些產業?這次應對疫情中發現了產業的數據化,大數據還有巨大空間,另外一個就是低碳環保產業。 面對這些風險和挑戰,應該怎么做?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并沒有設定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做好六保的工作。財政赤字提高到3.6%,增加了1萬億元,還特別發行了1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另外把專項債增加了1.6萬億元,這個是超出市場預期的,一下子增加了3.7萬億元,全部加在一塊大概相當于我們GDP的8.5%,全球剛才說了是10%左右的財政擴張,如果全部加一塊,也有差不多8.5萬億元。這8.5萬億元里面還有2.5萬億的減稅,今年減稅降費,包括高速公路有2.5千億元,去年的增值稅減稅,今年還有5000億元,這樣加在一塊就是3萬億元,整個一攬子財政政策概是8.5億,加上3萬億的規模,11.5萬億的規模,所以財政政策相對說來還是比較積極有效的。貨幣政策方面,貨幣發行增量和社會融資總量,增長速度明顯快于2019年。 按照歷史上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的關系,往往增長一個百分點的GDP,可以拉動220萬人的就業,想解決900萬就業,這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不能低于3%,以此可以推算出今年的經濟總量可以達到104億元,去年是99億元,大概溢出了9.4。不是不要增長速度,但是重要的放在就業上。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放在哪?還是著力保企業,保就業,把企業要穩住,把就業保住。今年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出來的資金,應該接近6萬億,可以把今年基建投資拉到6%-7%。 第二就是要通過改革的辦法激發市場的活力。之前有兩個文件,一個是關于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在這里面特別強調了比如說土地制度,今年開始要增加土地使用的靈活性。此外就是,要建成新型的城鎮化,勞動力市場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土地要素可以適當地流動,這些要素就可以配置到城市群、城市圈,把縣域經濟搞起來。改革不僅僅限于此,還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以及營商環境的改善。我最看好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增加靈活性是非常管用的一些政策。 第三就是擴大內需戰略,可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比如沿海地區的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發放消費券,來支持當地的消費,比如說文化、體育、娛樂,還有汽車的補貼。 投資方面,基建主要投入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市化建設,還有一些重大項目。老舊城區的改造是未來很重要的亮點,同時還有一些保障房的建設,通過這些渠道擴內需。 雖然今年沒有給出經濟增長明確的目標,但核心很明確,一方面是解決就業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是保企業。就是要把這些對中國有關鍵作用的企業保下來,盡管有虧損,還要適當地通過大的企業,通過產業鏈把這些企業盡量地穩定下來。 謝謝大家![詳情]

新浪財經綜合 | 2020年06月09日 12:07
李稻葵:經濟還有兩三年調整期 要保底線但也要留有余地
新浪財經 | 2020年06月09日 11:43
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四萬億"覆轍?國資委趙華林這么說
新浪財經 | 2020年06月09日 11:37
李稻葵:經過2-3年努力 中國經濟可以回到6%路徑上來
新浪財經 | 2020年06月09日 11:19
趙華林:新基建有三個選擇標準,投資要用在“刀刃”上
趙華林:新基建有三個選擇標準,投資要用在“刀刃”上

  原標題:【宏觀經濟論壇】趙華林:新基建有三個選擇標準,投資要用在“刀刃”上 經濟觀察網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曉丹  疫情之后的經濟紓困,新基建與國企改革是兩個重要抓手。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巡視組組長趙華林在6月9日由經觀傳媒、經濟觀察報舉辦的中國經濟看準?行穩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當前既需要需求側的刺激,也需要供給側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間的協調。 趙華林認為,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著力點,投資還需要“好鋼用在刀刃上”, “刀刃”的選擇有三個標準:一是規模足夠大且對經濟的帶動效應足夠大;二是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趙華林進一步表示,以發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企改革,為供給體系更好適應新基建投資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以下為演講內容: 大家好!我今天的演講題目是疫情之后的經濟紓困:新基建與國企改革。 一、為什么要對沖疫情沖擊?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并在全球蔓延,為了保護生命,使醫療體系能夠應對這一疫情,世界各國廣泛實施隔離、封鎖措施,以減緩病毒傳播,這也給經濟帶來了需求側和供給側雙向同步的負向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大幅下調2020年的經濟增長預期,認為全球經濟可能出現3%的負增長,對中國經濟的預測下調至1.2%,嚴重程度遠超2008-2009 年金融危機。 中國在抗擊疫情和恢復生產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勝利來之不易,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增速創改革開放以來最低。從需求側來看,出口、投資、消費分別同比下降11.4%、16.1%、15.8%,三駕馬車均創歷史新低。 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短期內難以看到需求側的報復性改善。從供給側來看,我國防范疫情輸入壓力不斷加大,復工復產形勢嚴峻,4月上旬,全國工商聯直屬商會會員企業復工率達到80%,但復工企業的復產率僅為63%,一季度第二產業增加值下降9.6%。 同時,疫情沖擊可能促進發達國家加快彌補和完善各自或區域化的完整產業鏈,可能給供給側帶來長期的負面沖擊,特別是“逆全球化”的抬頭,可能會阻滯高端制造和研發環節向我國的梯度轉移,而這恰恰是我國現階段產業升級、經濟發展所亟需的。 所以,本輪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不同于2003年的SARS,很可能會持續較長時期,甚至會有長期負面影響。 如何對沖疫情帶來的負向沖擊、給經濟紓困?我們既需要需求側的刺激,也需要供給側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間的協調。 比如我國在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也是需求和供給兩端同時發力。一方面增發國債發展基礎設施刺激需求,以需求刺激托底,同時,基礎設施的完善又為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了供給;另一方面積極推進國企改革、商品房改革等市場化改革和積極加入WTO,既通過改革釋放活力,又創造新的需求,從而實現了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放大了供給增長和需求增長,有效應對沖擊,并為中國在新世紀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前,我們的需求刺激著力點在哪?我們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在哪?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良性互動的結合點又在哪?我給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國企改革和推動國企改革促進新基建。 二、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著力點 從2008年以來,政府、企業、居民輪番加杠桿,杠桿水平都不低,十八大以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將去杠桿作為重要內容,不然經濟風險太大。因此,投資還是需要好鋼用在刀刃上。 我認為,“刀刃”的選擇有三個標準:一是規模足夠大且對經濟的帶動效應足夠大;二是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標準一主要體現了投資需求的刺激作用,標準二和標準三則體現了需求側刺激對供給側增長的積極促進作用。這三個標準體現了對需求和供給良性互動的關注。新基建符合上述三個標準。 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寫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2020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2月中央深改委會議、3月和4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持續密集部署,最近政府工作報告上又對新基建工作進行了部署,重視程度顯著提升。 根據國家發改委最新的提法,新型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演化生成的基礎設施,比如,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融合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進而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創新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支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產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 首先,對照標準一。 以5G為例,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2025年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到1.2萬億元,5G網絡建設還將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預計到2025年將累計帶動超過3.5萬億元投資。到2030 年,在直接貢獻方面,5G將帶動的總產出、經濟增加值、就業機會分別為 6.3萬億元、2.9萬億元和 800萬個;5G的間接貢獻體現在帶動總產出、經濟增加值、就業機會分別為10.6萬億元、3.6萬億元和1150 萬個。 又比如智慧能源基礎設施中的特高壓產業鏈包括電源、電工裝備、用能設備、原材料等,產業鏈長而且環環相扣,帶動力極強,據國網基建部最新口徑,國家電網公司全年特高壓建設項目投資規模1811億元,可帶動社會投資3600億元,整體規模5411億元。根據華為&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估算,過去30年,1美元數字經濟投入將產生20美元GDP,而同期1美元非數字經濟投入則只產生3美元GDP,前者是后者回報的6.7倍。 在一季度的經濟數據中,我們也看到和數字經濟相關的亮色,比如一季度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2%,3月份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長9.9%,工業機器人增長12.9%,展現了中國數字新基建的巨大優勢,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的巨大前景。 因此,新基建投資既有規模上的優勢,也有很強的產業關聯帶動效應。 其次,對照標準二。新基建是實現我國技術創新的有效路徑,也是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支撐。 5G與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度融合,將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核心能力,是新基建的核心層,結合充電樁、特高壓、城際高速和軌道交通這些經過數字化改造的傳統基建的作用,利用智能手機、智能穿戴、無人駕駛新能源車等智能終端,將在流媒體、商業、工業、綠色能源、智慧城市管理、車聯網等應用層面催生更多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 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基建的完善,也有助于提升我國對全球產業鏈中的高端制造、研發環節區域布局的吸引力,積極消除“逆全球化”的不利影響。 另外,基于傳感器+數據+模型等要素構建的工業互聯網和5G技術的結合,將優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協同設計、生產設備優化、質量檢測、運營決策、設備預測性維護等方面,有效降低傳統產業運營成本,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柔性化,推動傳統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上述運行機理,不僅僅表明新基建代表未來發展方向,也證明了可以通過需求側刺激來促進供給側增長。 最后,對照標準三。我國新基建仍然薄弱。我國基建存量穩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質量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即使是“鐵公雞”,人均和密度也不如一些發達國家。 與新基建相關的,據世界銀行數據,2018年中國平均每百萬人擁有安全的互聯網服務器447個,低于中等收入國家(925個)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個),遠低于美國(65768個),根據中國互聯網網絡信息中心的數據,2019年6月中國網民覆蓋面61.2%,而2018年英國94.9%、日本84.6%、德國89.7%、法國82.0%、美國87.3%。 又比如,作為新能源汽車的基礎設施,充電樁少導致充電難是制約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根據恒大研究院的數據,截止2020年1月底,中國已建成公共充電樁53.1萬臺,私人充電樁71.2萬臺,預計到2025年,國內仍需新建約530萬臺充電樁。 最后,新基建中的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和工業互聯網本身是新生事物,處于培育期和發展的關鍵期。因此,新基建的投資,不僅僅是投資,也具有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所要求的積極的補短板效應。 三、國企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 很多人擔心新基建的投資是否會重復2009年“四萬億”的負面效應。比如“一哄而上”、重復建設,目前各地市陸續公布了2020年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新基建占重大項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躍躍欲試,借著貨幣政策放松的“東風”積極融資,隨之而來的產能過剩、杠桿過高將侵蝕過去幾年“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覆轍,關鍵在于供給側改革的約束和發力。 比如,新基建中最基礎的5G基站和大數據中心的建設,圍繞綠色能源網的特高壓、充電樁建設,以及高鐵軌交領域的建設,都是由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來承擔,比如5G基站,主要由幾大運營商和鐵塔公司負責,2020年三大運營商資本開支總額約3348億元,5G相關投資約1800億,云服務、互聯網數據中心、物聯網等業務板塊收入成為幾大運營商增長最快的板塊。 同時,國有企業也是利用新基建改造升級傳統產業的積極實踐者,比如中車集團推動高鐵軌交領域的智能化、數字化,招商局集團在招商港口利用區塊鏈、大數據等各項新技術,為單證無紙化和電子化流轉、閘口自動化等業務創新場景搭建了統一的數字化應用平臺等等。國有企業在新基建總發揮著“中流砥柱”作用,彰顯了國有企業“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根據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要求,在新基建投資需求刺激的背景下,國企改革更是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 以發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企改革為供給體系更好適應新基建投資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為國企新基建投資提供了經營機制的保障。國企的“混改”是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通過引進非公有資本投資者來推進運營機制改革,特別是深化長期束縛國企發展的三項制度改革,就是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構建市場化的選人用人機制、市場化的用工制度和市場化的薪酬分配機制。在去年11月份國資委發布的《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明確鼓勵混合所有制企業綜合運用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等中長期激勵政策,探索超額利潤分享、項目跟投、虛擬股權等中長期激勵方式。新基建相關行業技術創新速度加快、創新要素的聚集程度更高,對創新性人才的需求大,靈活高效的激勵機制尤為重要,傳統僵化的經營機制難以滿足新基建的需求。可以說,真正改到位的混合所有制恰恰為國有企業參與新基建投資提供了經營機制上的保障。最近剛剛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高了勞動力要素、技術要素、數據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對混合所有制的經營機制改革提供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了新基建中亟需市場化導向的互補性和協同效應。 在新基建領域中,國企和民企實際上有一定的分工,國有企業更注重于基礎層面,而民營企業更注重于市場應用層面,后者更接近市場,“春江水暖鴨先知”。在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的推動下,to C、to H、to B端會呈現新的產品形態,而在“云、網、端”協同下,也將產生新的生態化學反應,塑造全新業務模式,如何與市場進行相互融合、交叉賦能、重新定義、重新組合,從而更好更及時的對市場需求、市場創新做出反應。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過引入具有互補和協同效應的戰略投資者來解決這一問題。比如,中國聯通、中國石化的銷售板塊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BAT等戰略投資者對期后續發展極為重要,不僅對原有國企股權結構、管理方式進行優化,還可將自身優勢與行業巨頭形成互補和協同。同時,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也通過參股、控股新基建民營企業等方式,培育孵化前瞻性戰略性產業,比如,工業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0年大數據產業發展試點示范項目名單,國新系基金所投資的5家企業均成功入選。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優化國有經濟在新基建領域的布局和結構調整。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復建設、過度融資。 混合所有制企業要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堅持以資本為紐帶、以產權為基礎完善治理結構,充分發揮非公有資本股東的積極作用,促進非公有資本股東代表能夠有效參與公司治理;避免“行政化”“機關化”管控,實現從“控制”到“配置”的轉變,國有股東以股東角色和身份參與企業決策和經營管理,不干預企業日常經營,依法保障混合所有制企業自主經營權。這樣一種企業治理結構基本上能保證混合所有制企業成為一個真正的獨立市場主體,對不能盈利的重復建設的動力不足。 對企業財務也形成了硬約束,無論是銀行還是企業自身,對企業過度融資的動力不足。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產能過剩和杠桿高企的問題。當然,在這一方面,僅僅依靠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夠的,還需要做好頂層設計的統籌規劃。 面對百年一遇的疫情沖擊,我們既要發力需求側的新基建投資,加大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貸款政策的支持,鼓勵民營企業參與,提高投資效率。 也要發力供給側的國企改革,改治理結構,改經營機制,加強與市場的戰略協同,形成供給與需求良性互動的正向循環,推動中國經濟早日恢復常態發展。在疫情過后的復工復產中,國有企業的新基建投資有望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增強中國經濟的韌性。 謝謝大家![詳情]

新浪財經綜合 | 2020年06月09日 10:41
管濤:中國高負債問題或會進一步加劇 杠桿率會階段性上升
管濤:中國高負債問題或會進一步加劇 杠桿率會階段性上升

   “2020宏觀經濟論壇”今日舉行,主題為“中國經濟:看準行穩”。中銀國際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管濤出席并演講。 管濤在演講中表示,機遇和挑戰并存,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從挑戰來看主要有五個方面:第一,杠桿率存在進一步上升的風險,全球包括中國本身寬流動性低利率的情況下,中國的高負債問題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杠桿率會階段性上升。 第二,會出現競爭性貶值的壓力,由于中國的人民幣資產收益率相對回報比較高,對外資有吸引力,在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的情況下,資本的大量流入有可能會推動人民幣匯率過快地升值,這對中國的經常項目收支,對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地位都會帶來一定影響。 第三,資產泡沫化的風險,主要是體現在全球寬流動性低利率的情況下,市場風險偏好上升,會推高資產價格,在國內投資者不夠成熟,或者是外資過度流入的情況下,人民幣估值的優勢可能會迅速被透支,出現資產估值的泡沫化。 第四,國內物價穩定的挑戰,在短期來看由于供求兩端都受到抑制,中國面臨的主要是通縮壓力,有通脹的問題也是結構性的通脹,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既有通脹的風險,也有通縮的風險。通脹的風險主要是來自于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而中國的話大量的流動性是進入了實體經濟,有可能會在經濟快速復蘇的背景下流動性迅速釋放,有可能會推高價格,出現通脹的風險,在上一次危機應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階段性的通脹壓力。我們也不能排除出現通縮的趨勢,主要是這一輪加杠桿之后可能會透支經濟增長的潛力,經濟長期的低迷,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會抑制總需求的復蘇,會有通縮的壓力,在別的國家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比如日本和歐洲,中國要避免出現這種情形。 還有一個是資本流動沖擊的風險,在全球流動性泛濫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會重新面臨資本的大量流入,所有的資本流動沖擊都是從流入開始的,短期來看由于境外疫情和世界經濟復蘇的前景不確定,這些大量流入的資本有可能會通過境內外市場聯動造成資本流入流出的沖擊,從中長期來看,由于資本的大量流入,加上中國本身的金融市場擴大開放,這種情況下,資本的大量流入也是會加大未來流出的沖擊隱患。 以下為演講實錄: 結合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關于全年經濟工作的部署,以及《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配置市場化體制機制的意見》《關于新時代下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兩份重要文件,一起來交流一下全球金融動蕩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個話題。 今年以來受新冠疫情沖擊的影響,全球金融出現了劇烈動蕩,非常典型的是在今年二三月美股出現了七聯跌,十天四次熔斷,市場恐慌性的拋售資產,包括美債和黃金這樣傳統的避險資產,金價短短幾天之內從1700美元一盎司跌到1400美元。這樣的背景下,美聯儲引領全球貨幣大放水。 美聯儲在3月3日和3月15日兩次緊急降息,把政策性利率降到0,同時重啟量化寬松,3月23日宣布無限量寬。此后,短短兩個來月,3月19日到5月底,美聯儲擴表2萬多億美元,增加了將近70%,美國的M2在4月末的時候達到172.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8%。中國的M2同比增長了11.1%,美國的M2增長遠快于中國的增速。全球貨幣放水促進了金融市場的起穩,首先是以美股為代表的全球股市出現了大幅反彈,到5月底美國三大股指比3月23日的低點都反彈了30%以上,收回了美股四次熔斷期間的大部分失利,而且納斯達克指數已經超過了年初的點位,帶動了全球股市從低點上漲百分之一二十。 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由于美聯儲大放水,緩解了市場恐慌情緒和流動性緊張局面,看到了衡量市場恐慌程序的VIX指數從高點大幅回落了百分之六七十,到5月底的時候只有二十多個點,衡量市場流動性狀態的泰德利差,就是三個月的美元Libor利率和三個月的美債收益率之差,從高位回落到5月底回落了70%多。我們也看到了信息市場的金融也出現了初步起穩的跡象,3月遭遇全球股災的沖擊,信息市場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組合投資項下的凈流出。按照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數據,3月信息市場組合投資凈流出834億美元,但是3月底以后隨著全球金融起穩,信息市場的貨幣止跌起穩,信息市場的股指從底部回升,到5月底的時候在底部上漲了20%多。而且多個信息市場在全球貨幣大放水的情況下,借機降準降息,或者擴大資產負債表,應對疫情造成的沖擊。 主要經濟體的貨幣寬松,對于中國也有正向的溢出效應,可以看到在股票通項下,北上資金重新出現凈回流,3月24日到5月22日期間,中國的陸股通項下北上資金由3月10日到23日,也就是股市震蕩期間的日均凈流出69億人民幣轉為凈流入22億元人民幣,股票通項下的陸股通和港股通割差以后,由前期的日均凈流出147億元人民幣轉為凈流入日均6億元人民幣。全球金融市場起穩,對于緩解市場恐慌情緒,中國資本流動的穩定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雖然美股從前期的大幅下跌轉為大幅反彈,但是反彈并不一定意味著反轉。5月15日,美聯儲發布半年度金融穩定報告中,作出了重要判斷,警示市場如果疫情發展出人意料,造成的經濟后果經事實證明更為不利,或者金融體系再度出現緊張局面,資產價格仍然容易出現大幅下跌。所以,新冠疫情的惡化,或有可能導致股市出現新的調整。 從中長期來看這一輪為了應對疫情,主要央行采取的低利率,寬流動性的措施,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未來全球疫情發展仍然存在不確定性,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時間,歐美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是有一些亞非拉的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疫情風險上升,甚至不排除前期有一些疫情得到控制的國家和地區隨著復工復產,隨著經濟重啟疫情可能出現二次反彈,如果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采取的防控措施越嚴厲,對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造成的損害就越大,發生經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就越高,破壞性就越大,這樣的情況下央行大放水還會繼續。 第二個原因,未來全球經濟前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各國預測經濟可能在下半年恢復正軌,出現V型反彈,但是國際經濟組織和主要國家的央行都對此表示不樂觀,比如5月17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接受采訪的時候說,需要一段時間恢復經濟將會恢復,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可能會一直持續到明年年底,直到2021年底。鮑威爾也曾講過,現在大家預期V型復蘇過于樂觀,甚至認為是W型,就是經過而次探底經濟再復蘇可能也是屬于一種比較樂觀的情形。 5月1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接受路透采訪的時候表示,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剛剛把全球經濟增長的今年預測值降為衰退3%,但是未來可能不久將會再次下調,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在獲得了更多比預想還要糟糕的數據,意味著全球經濟要經歷更長時間的衰退。在這樣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寬松的退出,可能就非常困難,而且本身人口老齡化加速,投資需求下降,儲蓄動機增強,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負利率,量化寬松或者收益率曲線控制這些非常規貨幣政策或將常態化,就不存在所謂的退出,這是一批學者的觀點。 第三,“直升機撒錢”式的財政赤字膨脹規模會非常巨大,而且在當前的這樣特殊情況下,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的效率更高,因為這個是直接影響資產負債表,借央行和商業銀行只能解決企業和家庭的借貸問題,但是難以解決企業和家庭的開支問題,這個時候需要財政發揮轉移支付的職能,這樣的情況下,財政赤字的擴張需要低利率,零利率政策的支持。 第四,非常規貨幣政策難以全身而退,短期來看在全球貨幣大放水的情況下,金融市場風險資產價格出現了大幅的反彈,有可能會讓全球重導資產泡沫化的覆轍,一旦未來非常規貨幣政策啟動退出,金融條件收緊,有可能會刺破資產泡沫,2019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半途而廢,就是前車之鑒。 因此,中國是機遇和挑戰并存。從機遇來看,中國有可能重現資本回流,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中國經濟在疫情中有可能率先復蘇,因為中國疫情出現得早,采取的措施比較果斷,已經阻斷了本土疫情的傳播途徑,經濟已經開始重啟,一旦全球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中國經濟有率先復蘇的優勢,這對資本有吸引力。第二,因為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主要經濟體里面仍然處于正常狀態,而且中國的國內市場比較大,產業門類齊全,應對外部沖擊也有較大的回旋余地,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韌性也會比較強。第三,在目前來看,中國的公共衛生相對安全,市場前景相對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幣金融資產的估值優勢將會進一步顯現,對于外國資本會有較強的吸引力,特別是在全球金融流動性泛濫的情況下,很多主要經濟體的國債收益率很低,甚至是負收益,人民幣資產的回報將會對外資有相當的吸引力。 機遇和挑戰并存,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從挑戰來看主要有五個方面:第一,杠桿率存在進一步上升的風險,全球包括中國本身寬流動性低利率的情況下,中國的高負債問題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杠桿率會階段性上升。 第二,會出現競爭性貶值的壓力,由于中國的人民幣資產收益率相對回報比較高,對外資有吸引力,在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的情況下,資本的大量流入有可能會推動人民幣匯率過快地升值,這對中國的經常項目收支,對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地位都會帶來一定影響。 第三,資產泡沫化的風險,主要是體現在全球寬流動性低利率的情況下,市場風險偏好上升,會推高資產價格,在國內投資者不夠成熟,或者是外資過度流入的情況下,人民幣估值的優勢可能會迅速被透支,出現資產估值的泡沫化。 第四,國內物價穩定的挑戰,在短期來看由于供求兩端都受到抑制,中國面臨的主要是通縮壓力,有通脹的問題也是結構性的通脹,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既有通脹的風險,也有通縮的風險。通脹的風險主要是來自于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而中國的話大量的流動性是進入了實體經濟,有可能會在經濟快速復蘇的背景下流動性迅速釋放,有可能會推高價格,出現通脹的風險,在上一次危機應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階段性的通脹壓力。我們也不能排除出現通縮的趨勢,主要是這一輪加杠桿之后可能會透支經濟增長的潛力,經濟長期的低迷,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會抑制總需求的復蘇,會有通縮的壓力,在別的國家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比如日本和歐洲,中國要避免出現這種情形。 還有一個是資本流動沖擊的風險,在全球流動性泛濫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會重新面臨資本的大量流入,所有的資本流動沖擊都是從流入開始的,短期來看由于境外疫情和世界經濟復蘇的前景不確定,這些大量流入的資本有可能會通過境內外市場聯動造成資本流入流出的沖擊,從中長期來看,由于資本的大量流入,加上中國本身的金融市場擴大開放,這種情況下,資本的大量流入也是會加大未來流出的沖擊隱患。 應對這種情形,可以看到在4月14日的時候中央已經作出非常重要的判斷,指出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必須充分估計困難,風險和不確定性,增強緊迫感,抓實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工作,甚至在更早的時候,4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提出要堅持底限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5月底召開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對今年的工作做了總體部署,可以從報告做的總體部署來看,對比201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基本的提法都沒有改變,只不過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增加了對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提出了要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情況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因為去年底沒有這個事情。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又突出地強調了六保的要求,六保是在4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的,在今年的兩會期間再次強調了六保。 還有一個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靈活調整了進的預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去年底的時候強調要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圓滿收官,在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了要確保完成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大家知道兩會期間這次沒有提經濟增長的具體目標,很重要的原因是疫情帶來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很多不確定性。 要在全球金融動蕩的環境下應對挑戰,根本上經濟穩是金融穩的前提,這次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出下一階段中國應對疫情的經濟政策組合是救助加上改革,在報告里面強調了要用改革開放的辦法穩就業,保民生,促消費,要拉動市場穩定增長,走出一條有效應對沖擊,實現良性循環的新路子。同時強調了六保是六穩工作的著力點,淡化了增長目標,多次強調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度過難關。 經濟穩是我們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具體到應對全球金融動蕩的挑戰,從金融方面來講,我們應該有以下的一些措施:第一是推動資本市場發展,有深度有廣度,有流動性的金融市場是吸收內外部沖擊,抵御資本流動逆轉挑戰的第一道防線。中國發布了兩個《意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還有一個是要素配置市場化的體制機制的意見,這兩個意見里面對資本市場的下一步發展都作出了具體部署,這里面包括了完善資本市場的基礎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加強市場監管,培養機構投資者,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穩步開放金融市場等等這些內容。把我們的資本市場做大做強,開放過程中吸引外資參與,把這些資金能夠通過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引向實體經濟,避免資產價格的泡沫化,這是重中之重。 第二,健全貨幣政策框架,體現在盡可能的維護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健全基礎貨幣投放的渠道,健全貨幣政策加上宏觀審慎管理的上支柱,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協調,特別是在金融開放以后,貨幣政策對于有效地傳導,對于穩定市場預期,避免不必要的市場波動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過程中,要推動利率匯率的市場化,要改善央行和市場的溝通效率。 第三,轉變外貿發展方式,隨著市場恐慌情緒緩解,流動性危機改善之后,可以預期有可能中國會面臨資本回流的壓力,匯率有可能會出現波動。這樣的情況下,要轉變外貿發展方式,要從過去以價取勝轉向以質取勝,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培養自主品牌,增強出口產品的非價格競爭力。要擴大商品和服務的進口,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這樣進一步鞏固和提高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 不是為了發展服務貿易而發展服務貿易,跟中國的產業升級大力發展服務業結合在一起的,在服務業的整體國際性競爭力提高的背影下改善服務貿易的收支狀況。 第四,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短期來看要加強高頻數據的分析,短期內既可能面臨流入的風險,也可能面臨流出的風險,需要用高頻數據來實時地發現風險的苗頭,防患于未然。要擬定應對預案,在經濟分析和壓力測試的基礎上,擬定應對預案,特別是對壞的情形,不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應該提前有所準備。要完善國際收支統計,在開放以后不能沒有管理又沒有數據,應該是依靠扎實的數據能夠及時地作出風險的識別和管理控制。 要健全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宏微觀的審慎監管,剛才提到的措施,在今年以來都是在陸續地推進,疫情爆發以來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步伐并沒有停步,比如3月1日新證券法正式生效,公開發行公司債實行注冊制,4月30日證監會發改委聯合發布了《關于推進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的REITs試點工作的通知》,5月7日人民銀行外匯局聯合發布了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基金管理規定,簡化了跨境匯兌業務的管理程序等。這兩個重要的文件一個是《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的意見》對于資本市場的發展都有具體的部署,我想在改革開放這兩個重要的基礎制度建設的支持下,中國能夠很好地把這次危機轉化為機遇的發展機會。[詳情]

祝寶良:受疫情影響 今年銀行利潤很可能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祝寶良:受疫情影響 今年銀行利潤很可能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2020宏觀經濟論壇”今日舉行,主題為“中國經濟:看準行穩”。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出席并演講。 祝寶良表示,今年以來為應對疫情,宏觀政策反應得非常快,及時降息、降準,采取貼息的辦法,給抗疫企業的貸款增加了3000億元;通過再貸款,中央銀行直接貸款給中小銀行,中小銀行把這個錢貸給中小企業,解決中小企業的資金問題5000億元。整體來看市場的流動性還是相當寬松的,利率有所下降,很好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對穩經濟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時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放款之后,短期之內還形不成壞賬,但是由于企業的利潤在大幅度下降,就業壓力也很大,一部分失業人員,即使是有工作收入也在下降,這些家庭如果過去有負債,比如買房子借款,也容易形成壞賬,銀行的利潤很可能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他說。 以下為演講實錄: 非常高興有機會和大家交流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主要是新冠疫情沖擊下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政策走向。 5月22日兩會召開,相對來說會議召開稍微晚了一點,主要是因為新冠疫情,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那么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么看? 疫情沖擊主要造成了四個方面的影響,第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對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是比較少見的。去年中國的經濟增長6.1%,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今年的經濟做過一個預測,就是估計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在6%左右,物價應該控制在3.5%,整個經濟增長的縮減指數估計在2.5左右。如果沒有疫情,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6%,現價GDP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5%,相應的預計投資的增長速度6%,其中基建的投資可以在6%-7%,房地產的投資在7%左右,制造業的投資在5%左右,財政收入可以達到5%。 疫情發生之后,一季度GDP增長速度下降了6.8%,考慮到價格因素,GDP實際下降了5.3%,跟前面講的本來應該達到8.5%左右的現價GDP增長速度相比,一季度的經濟大概損失了3萬億元。3萬億元的損失里面,稅收損失了將近8千億元,企業的利潤損失了2.2萬億元,這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第二,這次疫情同時沖擊了供給側和需求側。需求在下降,供給也在下降,這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就造成了較大壓力。經濟學的理論認為,一旦經濟下行、周期性下行,主要影響的是需求端,比如需求下降,往往采取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就是刺激需求。如果主要沖擊的是供給端,生產能力受到了破壞,或者是生產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像原油價格突然上升導致的供給端沖擊,就要想辦法減輕企業的成本,這種辦法就叫供給經濟學。 在政策調整時,就看到了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采取措施:一方面要想辦法解決供給端的影響,通過各種措施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就要想辦法恢復需求。從2020年4月的統計數據來看,包括歐美國家在內都可以看到,疫情對需求端的沖擊要大于供給端,需求下降比供給下降還快。由于這個原因,就引出了第三個問題,也就是價格問題。在供給端和需求端同時受到影響后,一些商品的價格是上升的,比如農產品價格,但是供給相對來說影響比較小的商品,比如鋼鐵、有色、化工這些工業品的價格就下跌了。比如,1-4月CPI漲幅在4.5%左右,工業品的價格是下跌的,工業品的價格下跌又導致了企業利潤的較快下降,這是第三個特點。 第四,這一輪失業的壓力非常大。4月失業率達到了6%,同時還有3.5%的城鎮勞動力沒有上班,農民工還有10%左右沒有返回到城市里,這些影響加在一起, 就業受到影響的有五六千萬人。 有一個指標還是可以的,就是新增就業, 1-4月的新增就業有354萬,這還是不錯的。這里面反映了一些企業的員工可能退休了,有一些大型的企業響應號召還在招聘。總體來看,我們的失業率還是比一些發達國家要低一些。 居民收入也有所反彈,雖然相對來說居民收入下降的幅度稍微小一點。今年前四個月,收入比較好的居民儲蓄還在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不敢出去消費,就變成儲蓄了;還有一個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資金轉移到了資本市場,這是一個新的特點。 對于這個現象要重視,這可能對未來經濟造成影響。有好處是一部分居民一旦疫情結束之后儲蓄就會變成消費,有助于后期消費的增長。但是同時也可能帶來其他問題,就是收入之間可能出現一些不平衡的問題,失業的人收入下降,收入之間的差距可能有所擴大,這是第五個特點。 第六個特點,我們看到今年以來,貨幣政策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寬松的,目前的社會融資總量、貨幣增長速度都比較高,但是這些錢變成企業的貸款,或者是企業融資之后,并沒有完全變成企業的生產,這些資金可能還是滯留在經營部門。這就意味著,一旦疫情結束,企業可能很快恢復,利用這些錢增加生產。如果疫情遲遲不能結束,這些錢就有可能有部分進入資本市場。 海外疫情尚未有效獲得控制,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第二波影響。因此,一方面是控制疫情取得成績的同時,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面臨著壓力,在4月17日政治局開會討論一季度經濟形勢和未來的政策建議時,就明確地提出來兩個前所未有,一個前所未有是這次疫情對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個沖擊是說中國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問題和挑戰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問題,也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企業的經營比較困難,剛才前面講了,一季度的經濟損失在3萬億元左右,其中企業的利潤損失將近2.2萬億的規模,這是很大的規模。 2018年去杠桿、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都對企業就造成了影響,針對這種情況在2019年采取了降稅措施,對企業的增值稅從16%調到13%。2019年減稅最規模達到2.36萬億元,在這種情況下,一季度很多企業的減稅紅利被吃掉了,企業的經營還是比較困難的。 剛才說第一波疫情主要發生在中國,沖擊了交通、餐飲、旅游、娛樂這些服務業。4月工業開始增長的時候,服務業的增長還是負的,未來一段時間,餐飲、旅游、娛樂、家政服務業估計還會繼續受到影響。而海外疫情又會影響到工業企業,一定要保護好高技術行業。我們提出了保企業,要保市場主體是非常重要的,企業壓力又會反映在就業和財政收入上。 第二個問題是,去年現價GDP可以到8.5%,財政收入可以達到5%,那么今年地方的財政收支壓力就非常大,地方財政還面臨著改善民生的問題,還要償還部分過去的債務,隱性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也都在。估計全年財政收入要減收1.5萬億元,這就是財政赤字要適當擴大的原因之一。 第三個就是金融風險,今年以來為應對疫情,宏觀政策反應得非常快,及時降息、降準,采取貼息的辦法,給抗疫企業的貸款增加了3000億元;通過再貸款,中央銀行直接貸款給中小銀行,中小銀行把這個錢貸給中小企業,解決中小企業的資金問題5000億元。整體來看市場的流動性還是相當寬松的,利率有所下降,很好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對穩經濟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時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放款之后,短期之內還形不成壞賬,但是由于企業的利潤在大幅度下降,就業壓力也很大,一部分失業人員,即使是有工作收入也在下降,這些家庭如果過去有負債,比如買房子借款,也容易形成壞賬,銀行的利潤很可能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 在中國,國際清算銀行有一個要求,商業銀行要貸款的話,增加貸款自己必須要有資本,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就是說想貸出去100塊錢,自己要有8塊錢的資本,如果沒有8塊錢的資本就不能貸出去100塊錢,我們叫核心資本一級充足率的要求。估計今年銀行金融體系貸款規模達到20萬億左右,按照現在的要求,20萬億左右按照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應該有1.6萬億的資本。銀行的自有資本從哪來,是從銀行的利潤來的,過去銀行的利潤里面有60%左右變成了資本,有了這個資本可以去貸款了。剛才說了今年的利潤很可能是零左右,銀行的資本就不夠了,按照現在的監管要求貸款能力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也即意味著銀行的經營風險在加大。一種辦法是給銀行注資,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給銀行進行注資,保障有放貸能力,來支持經濟的發展。 第四,供應鏈和產業鏈關乎國計民生。保住企業,保護就業,要解決一部分失業者的民生問題,是后來提的六保里面很重要的三保,還有兩個是保糧食能源安全,保供應鏈和產業鏈,要復工還要保糧食能源安全。對農產品的需求并沒有什么下降,但是農產品的供給受到了影響,能源因為運輸各方面受到了影響,這是國計民生最需要的兩個行業,所以才有六保,也是基于這一點。 這次疫情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出現了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相對說來比較樂觀,雖然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大,但是短期沖擊,衰退之后一旦疫情結束經濟可能又恢復回來了。還有一種相對說來悲觀一點的看法,認為世界經濟可能不會很快復蘇,會發生大蕭條,就是連續多年經濟出現衰退,這個影響就比較大了。目前還很難判斷經濟是否會出現大蕭條,但是危中也有一些機遇,同時也要看到對這些問題要做好準備。 全球貨幣都在放松,但是中國的利率還是正利率,還處于正常的貨幣政策區間之內,這樣短期有熱錢會流向中國,中國的資本市場短期有一定好處,同時要防止一旦海外開始要退出政策,熱錢的再次流出去。因此,一方面要讓利率市場化,讓利率浮動,同時要對資本市場進行適當地管制,不過正常的外資還是會呈現流入。此外,結構性的通貨膨脹問題需要關注。農產品價格可能還會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大宗商品的價格是在下跌的。 對于未來經濟復蘇要依靠哪些產業?這次應對疫情中發現了產業的數據化,大數據還有巨大空間,另外一個就是低碳環保產業。 面對這些風險和挑戰,應該怎么做?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并沒有設定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做好六保的工作。財政赤字提高到3.6%,增加了1萬億元,還特別發行了1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另外把專項債增加了1.6萬億元,這個是超出市場預期的,一下子增加了3.7萬億元,全部加在一塊大概相當于我們GDP的8.5%,全球剛才說了是10%左右的財政擴張,如果全部加一塊,也有差不多8.5萬億元。這8.5萬億元里面還有2.5萬億的減稅,今年減稅降費,包括高速公路有2.5千億元,去年的增值稅減稅,今年還有5000億元,這樣加在一塊就是3萬億元,整個一攬子財政政策概是8.5億,加上3萬億的規模,11.5萬億的規模,所以財政政策相對說來還是比較積極有效的。貨幣政策方面,貨幣發行增量和社會融資總量,增長速度明顯快于2019年。 按照歷史上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的關系,往往增長一個百分點的GDP,可以拉動220萬人的就業,想解決900萬就業,這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不能低于3%,以此可以推算出今年的經濟總量可以達到104萬億元,去年是99萬億元,大概溢出了9.4。不是不要增長速度,但是重要的放在就業上。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放在哪?還是著力保企業,保就業,把企業要穩住,把就業保住。今年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出來的資金,應該接近6萬億,可以把今年基建投資拉到6%-7%。 第二就是要通過改革的辦法激發市場的活力。之前有兩個文件,一個是關于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在這里面特別強調了比如說土地制度,今年開始要增加土地使用的靈活性。此外就是,要建成新型的城鎮化,勞動力市場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土地要素可以適當地流動,這些要素就可以配置到城市群、城市圈,把縣域經濟搞起來。改革不僅僅限于此,還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以及營商環境的改善。我最看好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增加靈活性是非常管用的一些政策。 第三就是擴大內需戰略,可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比如沿海地區的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發放消費券,來支持當地的消費,比如說文化、體育、娛樂,還有汽車的補貼。 投資方面,基建主要投入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市化建設,還有一些重大項目。老舊城區的改造是未來很重要的亮點,同時還有一些保障房的建設,通過這些渠道擴內需。 雖然今年沒有給出經濟增長明確的目標,但核心很明確,一方面是解決就業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是保企業。就是要把這些對中國有關鍵作用的企業保下來,盡管有虧損,還要適當地通過大的企業,通過產業鏈把這些企業盡量地穩定下來。[詳情]

祝寶良:今年前四月居民儲蓄增加 部分資金轉移到資本市場
祝寶良:今年前四月居民儲蓄增加 部分資金轉移到資本市場

   “2020宏觀經濟論壇”今日舉行,主題為“中國經濟:看準行穩”。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出席并演講。 祝寶良表示,今年前四個月,收入比較好的居民儲蓄還在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不敢出去消費,就變成儲蓄了;還有一個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資金轉移到了資本市場,這是一個新的特點。 “對于這個現象要重視,這可能對未來經濟造成影響。有好處是一部分居民一旦疫情結束之后儲蓄就會變成消費,有助于后期消費的增長。但是同時也可能帶來其他問題,就是收入之間可能出現一些不平衡的問題,失業的人收入下降,收入之間的差距可能有所擴大。”他說。 以下為演講實錄: 非常高興有機會和大家交流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主要是新冠疫情沖擊下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政策走向。 5月22日兩會召開,相對來說會議召開稍微晚了一點,主要是因為新冠疫情,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那么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么看? 疫情沖擊主要造成了四個方面的影響,第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對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是比較少見的。去年中國的經濟增長6.1%,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今年的經濟做過一個預測,就是估計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在6%左右,物價應該控制在3.5%,整個經濟增長的縮減指數估計在2.5左右。如果沒有疫情,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6%,現價GDP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5%,相應的預計投資的增長速度6%,其中基建的投資可以在6%-7%,房地產的投資在7%左右,制造業的投資在5%左右,財政收入可以達到5%。 疫情發生之后,一季度GDP增長速度下降了6.8%,考慮到價格因素,GDP實際下降了5.3%,跟前面講的本來應該達到8.5%左右的現價GDP增長速度相比,一季度的經濟大概損失了3萬億元。3萬億元的損失里面,稅收損失了將近8千億元,企業的利潤損失了2.2萬億元,這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第二,這次疫情同時沖擊了供給側和需求側。需求在下降,供給也在下降,這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就造成了較大壓力。經濟學的理論認為,一旦經濟下行、周期性下行,主要影響的是需求端,比如需求下降,往往采取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就是刺激需求。如果主要沖擊的是供給端,生產能力受到了破壞,或者是生產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像原油價格突然上升導致的供給端沖擊,就要想辦法減輕企業的成本,這種辦法就叫供給經濟學。 在政策調整時,就看到了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采取措施:一方面要想辦法解決供給端的影響,通過各種措施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就要想辦法恢復需求。從2020年4月的統計數據來看,包括歐美國家在內都可以看到,疫情對需求端的沖擊要大于供給端,需求下降比供給下降還快。由于這個原因,就引出了第三個問題,也就是價格問題。在供給端和需求端同時受到影響后,一些商品的價格是上升的,比如農產品價格,但是供給相對來說影響比較小的商品,比如鋼鐵、有色、化工這些工業品的價格就下跌了。比如,1-4月CPI漲幅在4.5%左右,工業品的價格是下跌的,工業品的價格下跌又導致了企業利潤的較快下降,這是第三個特點。 第四,這一輪失業的壓力非常大。4月失業率達到了6%,同時還有3.5%的城鎮勞動力沒有上班,農民工還有10%左右沒有返回到城市里,這些影響加在一起, 就業受到影響的有五六千萬人。 有一個指標還是可以的,就是新增就業, 1-4月的新增就業有354萬,這還是不錯的。這里面反映了一些企業的員工可能退休了,有一些大型的企業響應號召還在招聘。總體來看,我們的失業率還是比一些發達國家要低一些。 居民收入也有所反彈,雖然相對來說居民收入下降的幅度稍微小一點。今年前四個月,收入比較好的居民儲蓄還在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不敢出去消費,就變成儲蓄了;還有一個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資金轉移到了資本市場,這是一個新的特點。 對于這個現象要重視,這可能對未來經濟造成影響。有好處是一部分居民一旦疫情結束之后儲蓄就會變成消費,有助于后期消費的增長。但是同時也可能帶來其他問題,就是收入之間可能出現一些不平衡的問題,失業的人收入下降,收入之間的差距可能有所擴大,這是第五個特點。 第六個特點,我們看到今年以來,貨幣政策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寬松的,目前的社會融資總量、貨幣增長速度都比較高,但是這些錢變成企業的貸款,或者是企業融資之后,并沒有完全變成企業的生產,這些資金可能還是滯留在經營部門。這就意味著,一旦疫情結束,企業可能很快恢復,利用這些錢增加生產。如果疫情遲遲不能結束,這些錢就有可能有部分進入資本市場。 海外疫情尚未有效獲得控制,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第二波影響。因此,一方面是控制疫情取得成績的同時,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面臨著壓力,在4月17日政治局開會討論一季度經濟形勢和未來的政策建議時,就明確地提出來兩個前所未有,一個前所未有是這次疫情對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個沖擊是說中國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問題和挑戰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問題,也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企業的經營比較困難,剛才前面講了,一季度的經濟損失在3萬億元左右,其中企業的利潤損失將近2.2萬億的規模,這是很大的規模。 2018年去杠桿、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都對企業就造成了影響,針對這種情況在2019年采取了降稅措施,對企業的增值稅從16%調到13%。2019年減稅最規模達到2.36萬億元,在這種情況下,一季度很多企業的減稅紅利被吃掉了,企業的經營還是比較困難的。 剛才說第一波疫情主要發生在中國,沖擊了交通、餐飲、旅游、娛樂這些服務業。4月工業開始增長的時候,服務業的增長還是負的,未來一段時間,餐飲、旅游、娛樂、家政服務業估計還會繼續受到影響。而海外疫情又會影響到工業企業,一定要保護好高技術行業。我們提出了保企業,要保市場主體是非常重要的,企業壓力又會反映在就業和財政收入上。 第二個問題是,去年現價GDP可以到8.5%,財政收入可以達到5%,那么今年地方的財政收支壓力就非常大,地方財政還面臨著改善民生的問題,還要償還部分過去的債務,隱性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也都在。估計全年財政收入要減收1.5萬億元,這就是財政赤字要適當擴大的原因之一。 第三個就是金融風險,今年以來為應對疫情,宏觀政策反應得非常快,及時降息、降準,采取貼息的辦法,給抗疫企業的貸款增加了3000億元;通過再貸款,中央銀行直接貸款給中小銀行,中小銀行把這個錢貸給中小企業,解決中小企業的資金問題5000億元。整體來看市場的流動性還是相當寬松的,利率有所下降,很好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對穩經濟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時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放款之后,短期之內還形不成壞賬,但是由于企業的利潤在大幅度下降,就業壓力也很大,一部分失業人員,即使是有工作收入也在下降,這些家庭如果過去有負債,比如買房子借款,也容易形成壞賬,銀行的利潤很可能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 在中國,國際清算銀行有一個要求,商業銀行要貸款的話,增加貸款自己必須要有資本,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就是說想貸出去100塊錢,自己要有8塊錢的資本,如果沒有8塊錢的資本就不能貸出去100塊錢,我們叫核心資本一級充足率的要求。估計今年銀行金融體系貸款規模達到20萬億左右,按照現在的要求,20萬億左右按照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應該有1.6萬億的資本。銀行的自有資本從哪來,是從銀行的利潤來的,過去銀行的利潤里面有60%左右變成了資本,有了這個資本可以去貸款了。剛才說了今年的利潤很可能是零左右,銀行的資本就不夠了,按照現在的監管要求貸款能力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也即意味著銀行的經營風險在加大。一種辦法是給銀行注資,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給銀行進行注資,保障有放貸能力,來支持經濟的發展。 第四,供應鏈和產業鏈關乎國計民生。保住企業,保護就業,要解決一部分失業者的民生問題,是后來提的六保里面很重要的三保,還有兩個是保糧食能源安全,保供應鏈和產業鏈,要復工還要保糧食能源安全。對農產品的需求并沒有什么下降,但是農產品的供給受到了影響,能源因為運輸各方面受到了影響,這是國計民生最需要的兩個行業,所以才有六保,也是基于這一點。 這次疫情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出現了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相對說來比較樂觀,雖然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大,但是短期沖擊,衰退之后一旦疫情結束經濟可能又恢復回來了。還有一種相對說來悲觀一點的看法,認為世界經濟可能不會很快復蘇,會發生大蕭條,就是連續多年經濟出現衰退,這個影響就比較大了。目前還很難判斷經濟是否會出現大蕭條,但是危中也有一些機遇,同時也要看到對這些問題要做好準備。 全球貨幣都在放松,但是中國的利率還是正利率,還處于正常的貨幣政策區間之內,這樣短期有熱錢會流向中國,中國的資本市場短期有一定好處,同時要防止一旦海外開始要退出政策,熱錢的再次流出去。因此,一方面要讓利率市場化,讓利率浮動,同時要對資本市場進行適當地管制,不過正常的外資還是會呈現流入。此外,結構性的通貨膨脹問題需要關注。農產品價格可能還會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大宗商品的價格是在下跌的。 對于未來經濟復蘇要依靠哪些產業?這次應對疫情中發現了產業的數據化,大數據還有巨大空間,另外一個就是低碳環保產業。 面對這些風險和挑戰,應該怎么做?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并沒有設定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做好六保的工作。財政赤字提高到3.6%,增加了1萬億元,還特別發行了1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另外把專項債增加了1.6萬億元,這個是超出市場預期的,一下子增加了3.7萬億元,全部加在一塊大概相當于我們GDP的8.5%,全球剛才說了是10%左右的財政擴張,如果全部加一塊,也有差不多8.5萬億元。這8.5萬億元里面還有2.5萬億的減稅,今年減稅降費,包括高速公路有2.5千億元,去年的增值稅減稅,今年還有5000億元,這樣加在一塊就是3萬億元,整個一攬子財政政策概是8.5億,加上3萬億的規模,11.5萬億的規模,所以財政政策相對說來還是比較積極有效的。貨幣政策方面,貨幣發行增量和社會融資總量,增長速度明顯快于2019年。 按照歷史上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的關系,往往增長一個百分點的GDP,可以拉動220萬人的就業,想解決900萬就業,這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不能低于3%,以此可以推算出今年的經濟總量可以達到104萬億元,去年是99萬億元,大概溢出了9.4。不是不要增長速度,但是重要的放在就業上。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放在哪?還是著力保企業,保就業,把企業要穩住,把就業保住。今年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出來的資金,應該接近6萬億,可以把今年基建投資拉到6%-7%。 第二就是要通過改革的辦法激發市場的活力。之前有兩個文件,一個是關于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在這里面特別強調了比如說土地制度,今年開始要增加土地使用的靈活性。此外就是,要建成新型的城鎮化,勞動力市場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土地要素可以適當地流動,這些要素就可以配置到城市群、城市圈,把縣域經濟搞起來。改革不僅僅限于此,還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以及營商環境的改善。我最看好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增加靈活性是非常管用的一些政策。 第三就是擴大內需戰略,可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比如沿海地區的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發放消費券,來支持當地的消費,比如說文化、體育、娛樂,還有汽車的補貼。 投資方面,基建主要投入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市化建設,還有一些重大項目。老舊城區的改造是未來很重要的亮點,同時還有一些保障房的建設,通過這些渠道擴內需。 雖然今年沒有給出經濟增長明確的目標,但核心很明確,一方面是解決就業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是保企業。就是要把這些對中國有關鍵作用的企業保下來,盡管有虧損,還要適當地通過大的企業,通過產業鏈把這些企業盡量地穩定下來。[詳情]

祝寶良:宏觀政策著力點是把企業穩住 把就業保住
祝寶良:宏觀政策著力點是把企業穩住 把就業保住

  原標題:【宏觀經濟論壇】祝寶良:宏觀政策著力點是把企業穩住,把就業保住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曉丹  雖然今年沒有給出經濟增長明確的目標,但宏觀政策方向很明確,一方面是解決就業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是保企業。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在6月9日由經觀傳媒、經濟觀察報舉辦的中國經濟看準?行穩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著力點還是著力保企業、保就業,把企業要穩住,把就業保住。 祝寶良表示,企業壓力會反映在就業和財政收入上,政策調整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采取措施,供給端通過各種措施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同時要想辦法恢復需求。 祝寶良提醒,今年以來,貨幣政策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寬松的,目前的社會融資總量、貨幣增長速度都比較高,但是這些資金可能滯留在賬面,并沒有完全轉化為企業的生產,如果疫情遲遲不能結束,這些錢就有可能有部分進入資本市場。 以下為演講內容: 大家好!非常高興有機會和大家交流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主要是新冠疫情沖擊下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政策走向。 5月22日兩會召開,相對來說會議召開稍微晚了一點,主要是因為新冠疫情,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那么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么看? 疫情沖擊主要造成了四個方面的影響,第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對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是比較少見的。去年中國的經濟增長6.1%,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今年的經濟做過一個預測,就是估計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在6%左右,物價應該控制在3.5%,整個經濟增長的縮減指數估計在2.5左右。如果沒有疫情,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達到6%,現價GDP增長速度可以達到8.5%,相應的預計投資的增長速度6%,其中基建的投資可以在6%-7%,房地產的投資在7%左右,制造業的投資在5%左右,財政收入可以達到5%。 疫情發生之后,一季度GDP增長速度下降了6.8%,考慮到價格因素,GDP實際下降了5.3%,跟前面講的本來應該達到8.5%左右的現價GDP增長速度相比,一季度的經濟大概損失了3萬億元。3萬億元的損失里面,稅收損失了將近8千億元,企業的利潤損失了2.2萬億元,這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第二,這次疫情同時沖擊了供給側和需求側。需求在下降,供給也在下降,這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就造成了較大壓力。經濟學的理論認為,一旦經濟下行、周期性下行,主要影響的是需求端,比如需求下降,往往采取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就是刺激需求。如果主要沖擊的是供給端,生產能力受到了破壞,或者是生產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像原油價格突然上升導致的供給端沖擊,就要想辦法減輕企業的成本,這種辦法就叫供給經濟學。 在政策調整時,就看到了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采取措施:一方面要想辦法解決供給端的影響,通過各種措施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就要想辦法恢復需求。從2020年4月的統計數據來看,包括歐美國家在內都可以看到,疫情對需求端的沖擊要大于供給端,需求下降比供給下降還快。由于這個原因,就引出了第三個問題,也就是價格問題。在供給端和需求端同時受到影響后,一些商品的價格是上升的,比如農產品價格,但是供給相對來說影響比較小的商品,比如鋼鐵、有色、化工這些工業品的價格就下跌了。比如,1-4月CPI漲幅在4.5%左右,工業品的價格是下跌的,工業品的價格下跌又導致了企業利潤的較快下降,這是第三個特點。 第四,這一輪失業的壓力非常大。4月失業率達到了6%,同時還有3.5%的城鎮勞動力沒有上班,農民工還有10%左右沒有返回到城市里,這些影響加在一起, 就業受到影響的有五六千萬人。 有一個指標還是可以的,就是新增就業, 1-4月的新增就業有354萬,這還是不錯的。這里面反映了一些企業的員工可能退休了,有一些大型的企業響應號召還在招聘。總體來看,我們的失業率還是比一些發達國家要低一些。 居民收入也有所反彈,雖然相對來說居民收入下降的幅度稍微小一點。今年前四個月,收入比較好的居民儲蓄還在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不敢出去消費,就變成儲蓄了;還有一個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資金轉移到了資本市場,這是一個新的特點。 對于這個現象要重視,這可能對未來經濟造成影響。有好處是一部分居民一旦疫情結束之后儲蓄就會變成消費,有助于后期消費的增長。但是同時也可能帶來其他問題,就是收入之間可能出現一些不平衡的問題,失業的人收入下降,收入之間的差距可能有所擴大,這是第五個特點。 第六個特點,我們看到今年以來,貨幣政策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寬松的,目前的社會融資總量、貨幣增長速度都比較高,但是這些錢變成企業的貸款,或者是企業融資之后,并沒有完全變成企業的生產,這些資金可能還是滯留在經營部門。這就意味著,一旦疫情結束,企業可能很快恢復,利用這些錢增加生產。如果疫情遲遲不能結束,這些錢就有可能有部分進入資本市場。 海外疫情尚未有效獲得控制,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第二波影響。因此,一方面是控制疫情取得成績的同時,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面臨著壓力,在4月17日政治局開會討論一季度經濟形勢和未來的政策建議時,就明確地提出來兩個前所未有,一個前所未有是這次疫情對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個沖擊是說中國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問題和挑戰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問題,也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企業的經營比較困難,剛才前面講了,一季度的經濟損失在3萬億元左右,其中企業的利潤損失將近2.2萬億的規模,這是很大的規模。 2018年去杠桿、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都對企業就造成了影響,針對這種情況在2019年采取了降稅措施,對企業的增值稅從16%調到13%。2019年減稅最規模達到2.36萬億元,在這種情況下,一季度很多企業的減稅紅利被吃掉了,企業的經營還是比較困難的。 剛才說第一波疫情主要發生在中國,沖擊了交通、餐飲、旅游、娛樂這些服務業。4月工業開始增長的時候,服務業的增長還是負的,未來一段時間,餐飲、旅游、娛樂、家政服務業估計還會繼續受到影響。而海外疫情又會影響到工業企業,一定要保護好高技術行業。我們提出了保企業,要保市場主體是非常重要的,企業壓力又會反映在就業和財政收入上。 第二個問題是,去年現價GDP可以到8.5%,財政收入可以達到5%,那么今年地方的財政收支壓力就非常大,地方財政還面臨著改善民生的問題,還要償還部分過去的債務,隱性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也都在。估計全年財政收入要減收1.5萬億元,這就是財政赤字要適當擴大的原因之一。 第三個就是金融風險,今年以來為應對疫情,宏觀政策反應得非常快,及時降息、降準,采取貼息的辦法,給抗疫企業的貸款增加了3000億元;通過再貸款,中央銀行直接貸款給中小銀行,中小銀行把這個錢貸給中小企業,解決中小企業的資金問題5000億元。整體來看市場的流動性還是相當寬松的,利率有所下降,很好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對穩經濟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時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的放款之后,短期之內還形不成壞賬,但是由于企業的利潤在大幅度下降,就業壓力也很大,一部分失業人員,即使是有工作收入也在下降,這些家庭如果過去有負債,比如買房子借款,也容易形成壞賬,銀行的利潤很可能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 在中國,國際清算銀行有一個要求,商業銀行要貸款的話,增加貸款自己必須要有資本,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就是說想貸出去100塊錢,自己要有8塊錢的資本,如果沒有8塊錢的資本就不能貸出去100塊錢,我們叫核心資本一級充足率的要求。估計今年銀行金融體系貸款規模達到20萬億左右,按照現在的要求,20萬億左右按照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應該有1.6萬億的資本。銀行的自有資本從哪來,是從銀行的利潤來的,過去銀行的利潤里面有60%左右變成了資本,有了這個資本可以去貸款了。剛才說了今年的利潤很可能是零左右,銀行的資本就不夠了,按照現在的監管要求貸款能力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也即意味著銀行的經營風險在加大。一種辦法是給銀行注資,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給銀行進行注資,保障有放貸能力,來支持經濟的發展。 第四,供應鏈和產業鏈關乎國計民生。保住企業,保護就業,要解決一部分失業者的民生問題,是后來提的六保里面很重要的三保,還有兩個是保糧食能源安全,保供應鏈和產業鏈,要復工還要保糧食能源安全。對農產品的需求并沒有什么下降,但是農產品的供給受到了影響,能源因為運輸各方面受到了影響,這是國計民生最需要的兩個行業,所以才有六保,也是基于這一點。 這次疫情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出現了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相對說來比較樂觀,雖然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大,但是短期沖擊,衰退之后一旦疫情結束經濟可能又恢復回來了。還有一種相對說來悲觀一點的看法,認為世界經濟可能不會很快復蘇,會發生大蕭條,就是連續多年經濟出現衰退,這個影響就比較大了。目前還很難判斷經濟是否會出現大蕭條,但是危中也有一些機遇,同時也要看到對這些問題要做好準備。 全球貨幣都在放松,但是中國的利率還是正利率,還處于正常的貨幣政策區間之內,這樣短期有熱錢會流向中國,中國的資本市場短期有一定好處,同時要防止一旦海外開始要退出政策,熱錢的再次流出去。因此,一方面要讓利率市場化,讓利率浮動,同時要對資本市場進行適當地管制,不過正常的外資還是會呈現流入。此外,結構性的通貨膨脹問題需要關注。農產品價格可能還會上升,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大宗商品的價格是在下跌的。 對于未來經濟復蘇要依靠哪些產業?這次應對疫情中發現了產業的數據化,大數據還有巨大空間,另外一個就是低碳環保產業。 面對這些風險和挑戰,應該怎么做?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并沒有設定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做好六保的工作。財政赤字提高到3.6%,增加了1萬億元,還特別發行了1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另外把專項債增加了1.6萬億元,這個是超出市場預期的,一下子增加了3.7萬億元,全部加在一塊大概相當于我們GDP的8.5%,全球剛才說了是10%左右的財政擴張,如果全部加一塊,也有差不多8.5萬億元。這8.5萬億元里面還有2.5萬億的減稅,今年減稅降費,包括高速公路有2.5千億元,去年的增值稅減稅,今年還有5000億元,這樣加在一塊就是3萬億元,整個一攬子財政政策概是8.5億,加上3萬億的規模,11.5萬億的規模,所以財政政策相對說來還是比較積極有效的。貨幣政策方面,貨幣發行增量和社會融資總量,增長速度明顯快于2019年。 按照歷史上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的關系,往往增長一個百分點的GDP,可以拉動220萬人的就業,想解決900萬就業,這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不能低于3%,以此可以推算出今年的經濟總量可以達到104億元,去年是99億元,大概溢出了9.4。不是不要增長速度,但是重要的放在就業上。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放在哪?還是著力保企業,保就業,把企業要穩住,把就業保住。今年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出來的資金,應該接近6萬億,可以把今年基建投資拉到6%-7%。 第二就是要通過改革的辦法激發市場的活力。之前有兩個文件,一個是關于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在這里面特別強調了比如說土地制度,今年開始要增加土地使用的靈活性。此外就是,要建成新型的城鎮化,勞動力市場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土地要素可以適當地流動,這些要素就可以配置到城市群、城市圈,把縣域經濟搞起來。改革不僅僅限于此,還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以及營商環境的改善。我最看好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增加靈活性是非常管用的一些政策。 第三就是擴大內需戰略,可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比如沿海地區的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發放消費券,來支持當地的消費,比如說文化、體育、娛樂,還有汽車的補貼。 投資方面,基建主要投入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市化建設,還有一些重大項目。老舊城區的改造是未來很重要的亮點,同時還有一些保障房的建設,通過這些渠道擴內需。 雖然今年沒有給出經濟增長明確的目標,但核心很明確,一方面是解決就業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是保企業。就是要把這些對中國有關鍵作用的企業保下來,盡管有虧損,還要適當地通過大的企業,通過產業鏈把這些企業盡量地穩定下來。 謝謝大家![詳情]

李稻葵:經濟還有兩三年調整期 要保底線但也要留有余地
李稻葵:經濟還有兩三年調整期 要保底線但也要留有余地

  “2020宏觀經濟論壇”今日舉行,主題為“中國經濟:看準行穩”。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出席并演講。  李稻葵在演講中談到,這次疫情之后,政策做出哪些調整,未來一兩年還會有怎樣的政策走勢? “兩會召開之后這些政策的趨勢是非常明朗的,我理解有三個大原則:一是保底線,二是留有余地,三是要轉危為機。”他說道。 李稻葵表示,經濟在醞釀新的增長機遇,但也要對未來兩到三年的經濟短期沖擊做出預案。最終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兩到三年的調整,包括國有企業改革,能夠經過兩三年的調整,讓中國經濟再回到一個比較健康的或者是更加健康的、更加可持續的發展軌道上來。 以下為演講實錄: 今天想來談談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會有什么樣的影響?未來兩到三年中國經濟走勢如何,決策者、企業家,應該做怎樣的準備。 第一個話題,如何看待新冠疫情之后中國與世界的政治、經濟、金融的形勢? 這次疫情的傳播速度不僅快,而且隱蔽性非常強。因此,我判斷這次疫情不大可能短期內能夠完全地離開我們,全球范圍來看短期內恐怕很難宣布戰勝了疫情,也就是說這次恐怕我們應該做持久戰的準備。具體來說,今年秋天全球可能還會有第二輪的疫情發展,明年春天恐怕還會有。 這次疫情對世界經濟、金融的影響是什么?全球范圍之內,這次抗疫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醫控,例如武漢有方倉醫院,臨時建了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第一階段是大量的精力放在醫治病人,防止傳播。 我們正在走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是復工復產階段,中國從3月開始就復工復產了。復工復產是關鍵,目前看到的是消費者信心不足,消費者還沒有完全恢復到像疫情之前的去餐館、去電影院消費。 第三階段還沒有完全到來,但是開始出現端倪,是什么呢?第三階段是由于疫情來了之后,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會產生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將會不斷地突顯出來。到目前為止,全球范圍來看,尤其是發達國家,目前疫情是怎樣對經濟社會產生影響?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這次疫情全球范圍來看,尤其在發達國家,是低收入者的危機,這些人收入低、儲蓄低,疫情之后工作收到影響,甚至失業。但從資本市場來看,最開始極其恐慌,華爾街連續四次熔斷,但是緊接著美聯儲出臺了沒有上限量化寬松,美國國會也推出了財政刺激計劃,于是金融市場格再次猛漲,5月底華爾街的價格已經超過了2019年11月的水平。 第二個話題,這次疫情之后,政策做出哪些調整,未來一兩年還會有怎樣的政策走勢?兩會召開之后這些政策的趨勢是非常明朗的,我理解有三個大原則:一是保底線,二是留有余地,三是要轉危為機。 什么叫保底線,底線在哪里?底線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底線就是就業,底線就是社會穩定,堅決不能讓這場疫情影響到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政策都是圍繞著這個展開的,比如發行特別國債券,重要的發力點就是盡量地減少手續,一竿子觸達到縣級政府,主要用來保民生。這個底線一是體現在民生,不能出現因疫情而發生新的貧困,這是保底線。 保底線的另一個重要的表現是什么?就是就業。今年870萬大學畢業生,明年還會更多一些,大學畢業生要有工作。今年兩會上提出要保證900萬個新增就業的人數,這是什么概念呢?過去這幾年,每年提的是每年新增就業1100萬,最后執行的結果是1300萬,將近1400萬的新增就業,今年目標是900萬的新增就業崗位,坦率地講應對870萬的大學畢業生是比較緊張的。 還有一個保底線是什么呢,是一些企業短期內碰到了問題,比如一些出口企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預測是發達國家會有-6%的經濟下滑,-6%是很厲害的,一般衰退年份-1%或者-2%是正常的,這次發達國家是-6%。這樣的情況下出口市場肯定是不好的。怎么辦?要給這些出口企業一定的援助,不能說沒有出口定單了、就破產了、影響就業了,而是要給企業一個時間窗口,在這個時間窗口之內給他救助,讓他轉型,這也是保底線的第三個方面,所以我理解“六保”里面,最核心的是保民生、保就業、保企業,或者說市場主體。 兩會結束之后,貫徹的指導思想是什么?剛剛談到了,就是要在政策寬松的過程中留有余地,怎么叫留有余地呢?比如這次兩會沒對經濟增長提出硬指標,就是怕地方政府為了GDP指標搞一些短期來看似乎能夠穩住經濟,但是長期來看會留下隱患的措施。因為明年后年的經濟情況不會一下子就扭轉過來,國際形勢還會變化,所以把一些政策的“子彈”留下來,中央層面也是留有余地的,比如這次的特別國債券只發了1萬億元,之前很多預測,包括我自己預測是1.2萬億元,這次只提了1萬億的特別國債券,為什么只提1萬億,我的理解是擔心明年后年經濟還不能完全恢復,所以留有余地。 再比如財政赤字率,這次提的是3.6%以上的赤字率。3.6%以上,只要是保證了就業,保證了民生就可以了,并不追求GDP的增長速度。目的是如果明年后年經濟還有波動的話,財政上還能夠再發力。這是我理解的經濟政策的三個原則。 經濟在醞釀新的增長機遇,但也要對未來兩到三年的經濟短期沖擊做出預案。最終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兩到三年的調整,包括國有企業改革,能夠經過兩三年的調整,讓中國經濟再回到一個比較健康的或者是更加健康的、更加可持續的發展軌道上來。 未來兩三年,就是要下過去下不了決心,一些基礎性的技術也好,投資也好,經過兩三年調整,中國經濟的科技發展、產業升級會有一個更好的基礎。 什么叫危機中孕育新的機遇,什么叫在變局中打開新的局面?具體說來這么幾件事情,未來兩三年會陸續推出。 第一,財政上會持續地擴張,今年的擴張有三個部分。占GDP3.6%以上的財政赤字是第一部分,估計有4萬億元的財政赤字,還有1萬億元的特別國債券,這就是5萬億元了。還有3.75萬億元的地方政府的專項建設債,所以加在一塊,大概就是大數是八九萬億元。如果不夠,明年起適當地擴張。為什么這樣講,中國現在整體看,債務水平不算太高,我們整體上講企業債加政府的各種各樣債占GDP的比重是2.6%左右,但是我們的儲蓄高,百姓、企業和部分機構,比如很多大學的資金很多是沒有用起來的。我們的儲蓄率是38%,GDP中38%每年是用不到,是用來儲蓄的。從宏觀上講,中國的財政上是有空間的。但還是那句話,“子彈”不能一下子打光了,這是具體的財政上還可以擴張,這次財政的擴張主要是針對基層,不是中央的資金直接拿錢搞項目,而是直接交給基層,交給縣級政府去做。 第二是金融方面,這次也有很多的政策,比如說直接面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哪怕是不良率高一點,金融方面還有很多措施,比如說注冊制要推出來,再比如說債券市場的發展,各種具體的債券管理辦法,一定還會進一步細化。再比如退市,經營不好的企業、做假企業的退市政策也要加快。 第三,基建現在也在加碼,這次的基建和2008年不一樣,這次的是抓重點,而不是撒胡椒面,這次的基建是三個重點:一是新基建,這個就不重復了;二是新型城鎮化,尤其是縣級的新型城鎮化;還有一個是老舊小區的改造,現在提出了要三萬多個小區出加裝電梯。為什么要做這個,為什么要搞縣城的更新,為什么要給老舊小區改造呢?主要仍有大量農村人口要進城,年輕人在城里打拼,要給下一代進城定居的條件,也要把老人接到城里來,第一站就是縣城。 基建還有一個重點區域,就是重要項目的建設。舉個例子,在珠三角地區,港珠澳大橋是連接香港、澳門、珠海的“中間一杠”,但這還遠遠不夠,這一區域的道路和橋梁是非常擁擠的,地方經濟活動是強度非常高的,基建還要加強。 再舉個例子,在長三角地區,有一個全國百強縣叫江陰,江陰在長江的南面,對面叫錦江,這個過江大橋也極其繁忙,不是過年過節都堵車,過年過節更堵車,經濟如此發達地區,經濟活動強度如此之大的地區居然天天堵車,當然要建橋。這次的重點是抓新基建,新型城鎮化和重點地區的基建,這次的政策還是很務實的。這次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上次4萬億的教訓,準備打持久戰。 未來的兩三年,中國經濟將會走出怎樣的軌跡?首先,未來兩三年,可能還會是比較艱苦的,會出現一些考驗我們的耐心和定力的國際上的重大變化。 經過了兩三年的努力,中國經濟應該能夠回到6%左右的增長,因為中國經濟有兩個重要的潛力,一個潛力是我們確實市場大,我們有4億中等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指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50萬之間,這4億的人口消費能力是很強的。我在這次兩會上提出了一個提案,應該再花15年的時間,把4億的中等收入人群翻一番,變成8億,這是我們的增長潛力。 第二個增長潛力大家可能講得不夠多,就是我們科技升級的能力,中國是一個科技人才的大國,科技人才大國,我們每年800多萬大學畢業生,40%是學工科的,中國工科的訓練是非常嚴謹的,坦率地講比美國要成功,尤其是比美國的普通大學要成功,美國頂尖大學是不錯的,但是很多一般大學是比不上我們的一般大學的,這是我們創新的潛力所在。 所以我的判斷是在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我們應該能夠打開一個新局面。中國經濟的主要市場在國內,主要市場在國內,而且以中國經濟為核心,我們拉動了東南亞、東亞地區的產業鏈。此外,我們的技術創新基本上能夠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很多創新能夠實現自主,當然最頂尖的創新一定還要國際交流,比如說量子計算一定需要國際交流。形成創新自主能力提升、跟國際交流學習,這樣一個局面。一旦這個局面形成,我們還會有十年左右比較快速的增長,在6%左右。再下來,我以前算過一個數字,從2020年到2050年,只要保持4%左右的增長就夠了。 具體來看,有六個方面仍然有發展機會。 一是汽車的銷售會恢復,汽車銷量過去這兩年下降非常快,這種下滑不是長期的,還有大量的家庭想買汽車,還有很多家庭想換汽車,我們的百戶人家的汽車平均保有率只是巴西的一半。這需要地方政府發力,需要在汽車的牌照管制方面有創新。 第二,房地產方面,住宅地產是增長點,雖然不可能回到過去那樣子的爆發式增長,但仍然有增長空間。疫情期間大家宅在家里,對自己的住房有新的體驗,想換大房子的,想換更好的區域的,裝修風格要變的,一定有。這方面需要相關的政策配套,要增加土地供給,控制房地產的價格,房子要做到房住不炒,根本之策不是搞限購,限購只是降溫,根本的職責是增加住宅土地供給。地產是未來的一個增長點,但是千萬別誤解,絕對不是說地產價格要暴漲,而是有希望走出一條價格不怎么漲,但是交易量上升,老百姓能夠通過交易改善住房的需求,這么一個格局。 第三是新科技,未來幾年一定會大規模發展,包括這次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通訊軟件、內容網站,應用層面的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還會發展。 第四是重點領域投資,例如老舊小區的改造、智能電梯,此外還有重點高科技工程,城市地下傳感器的設計和建設等,這方面也會出現大量的技術需求和機會。 第五是金融,也面臨著新發展的新階段,債市市場還要擴大,政府債券的規模一定會擴大。注冊制之后有進有退,股市也會發展。 第六是新型城鎮化,這可能是未來二三十年的重大機遇,農村兒童和老人要進城,城里的外來工會定居下來,這個問題要仔細地地研究。中國這么多城市,從一線到三四線城市,哪些城市、哪些地區人口會流入,哪些地區的住房、公共設施會增加投資,最終是老百姓自主定居的選擇,我們應該做好這方面的研判,投資、政府的政策都要跟著百姓的意愿走。 經濟目前遇到了調整期,從職業發展來看,大家一定要耐心,一定要有定力,經過這兩三年的調整,經濟一定還有更好的發展前景。企業、個人事業,如果能調整到位,還會迎來未來更好的發展前景。[詳情]

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四萬億"覆轍?國資委趙華林這么說
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

  “2020宏觀經濟論壇”今日舉行,主題為“中國經濟:看準行穩”。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巡視組組長趙華林出席并演講。  當前,中國需求刺激著力點在哪?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在哪?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良性互動的結合點又在哪?趙華林給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國企改革和推動國企改革促進新基建。 趙華林表示,我國新基建仍然薄弱。我國基建存量穩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質量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即使是“鐵公雞”,人均和密度也不如一些發達國家。 他談到,很多人擔心新基建的投資是否會重復2009年“四萬億”的負面效應。比如“一哄而上”、重復建設,目前各地市陸續公布了2020年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新基建占重大項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躍躍欲試,借著貨幣政策放松的“東風”積極融資,隨之而來的產能過剩、杠桿過高將侵蝕過去幾年“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 “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覆轍,關鍵在于供給側改革的約束和發力。”趙華林說道。 以下為演講實錄: 疫情之后的經濟紓困:新基建與國企改革。 一、為什么要對沖疫情沖擊?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并在全球蔓延,為了保護生命,使醫療體系能夠應對這一疫情,世界各國廣泛實施隔離、封鎖措施,以減緩病毒傳播,這也給經濟帶來了需求側和供給側雙向同步的負向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大幅下調2020年的經濟增長預期,認為全球經濟可能出現3%的負增長,對中國經濟的預測下調至1.2%,嚴重程度遠超2008-2009 年金融危機。 中國在抗擊疫情和恢復生產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勝利來之不易,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增速創改革開放以來最低。從需求側來看,出口、投資、消費分別同比下降11.4%、16.1%、15.8%,三駕馬車均創歷史新低。 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短期內難以看到需求側的報復性改善。從供給側來看,我國防范疫情輸入壓力不斷加大,復工復產形勢嚴峻,4月上旬,全國工商聯直屬商會會員企業復工率達到80%,但復工企業的復產率僅為63%,一季度第二產業增加值下降9.6%。 同時,疫情沖擊可能促進發達國家加快彌補和完善各自或區域化的完整產業鏈,可能給供給側帶來長期的負面沖擊,特別是“逆全球化”的抬頭,可能會阻滯高端制造和研發環節向我國的梯度轉移,而這恰恰是我國現階段產業升級、經濟發展所亟需的。 所以,本輪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不同于2003年的SARS,很可能會持續較長時期,甚至會有長期負面影響。 如何對沖疫情帶來的負向沖擊、給經濟紓困?我們既需要需求側的刺激,也需要供給側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間的協調。 比如我國在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也是需求和供給兩端同時發力。一方面增發國債發展基礎設施刺激需求,以需求刺激托底,同時,基礎設施的完善又為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了供給;另一方面積極推進國企改革、商品房改革等市場化改革和積極加入WTO,既通過改革釋放活力,又創造新的需求,從而實現了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放大了供給增長和需求增長,有效應對沖擊,并為中國在新世紀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前,我們的需求刺激著力點在哪?我們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在哪?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良性互動的結合點又在哪?我給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國企改革和推動國企改革促進新基建。 二、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著力點 從2008年以來,政府、企業、居民輪番加杠桿,杠桿水平都不低,十八大以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將去杠桿作為重要內容,不然經濟風險太大。因此,投資還是需要好鋼用在刀刃上。 我認為,“刀刃”的選擇有三個標準:一是規模足夠大且對經濟的帶動效應足夠大;二是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標準一主要體現了投資需求的刺激作用,標準二和標準三則體現了需求側刺激對供給側增長的積極促進作用。這三個標準體現了對需求和供給良性互動的關注。新基建符合上述三個標準。 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寫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2020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2月中央深改委會議、3月和4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持續密集部署,最近政府工作報告上又對新基建工作進行了部署,重視程度顯著提升。 根據國家發改委最新的提法,新型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演化生成的基礎設施,比如,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融合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進而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創新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支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產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 首先,對照標準一。 以5G為例,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2025年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到1.2萬億元,5G網絡建設還將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預計到2025年將累計帶動超過3.5萬億元投資。到2030 年,在直接貢獻方面,5G將帶動的總產出、經濟增加值、就業機會分別為 6.3萬億元、2.9萬億元和 800萬個;5G的間接貢獻體現在帶動總產出、經濟增加值、就業機會分別為10.6萬億元、3.6萬億元和1150 萬個。 又比如智慧能源基礎設施中的特高壓產業鏈包括電源、電工裝備、用能設備、原材料等,產業鏈長而且環環相扣,帶動力極強,據國網基建部最新口徑,國家電網公司全年特高壓建設項目投資規模1811億元,可帶動社會投資3600億元,整體規模5411億元。根據華為&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估算,過去30年,1美元數字經濟投入將產生20美元GDP,而同期1美元非數字經濟投入則只產生3美元GDP,前者是后者回報的6.7倍。 在一季度的經濟數據中,我們也看到和數字經濟相關的亮色,比如一季度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2%,3月份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長9.9%,工業機器人增長12.9%,展現了中國數字新基建的巨大優勢,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的巨大前景。 因此,新基建投資既有規模上的優勢,也有很強的產業關聯帶動效應。 其次,對照標準二。新基建是實現我國技術創新的有效路徑,也是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支撐。 5G與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度融合,將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核心能力,是新基建的核心層,結合充電樁、特高壓、城際高速和軌道交通這些經過數字化改造的傳統基建的作用,利用智能手機、智能穿戴、無人駕駛新能源車等智能終端,將在流媒體、商業、工業、綠色能源、智慧城市管理、車聯網等應用層面催生更多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 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基建的完善,也有助于提升我國對全球產業鏈中的高端制造、研發環節區域布局的吸引力,積極消除“逆全球化”的不利影響。 另外,基于傳感器+數據+模型等要素構建的工業互聯網和5G技術的結合,將優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協同設計、生產設備優化、質量檢測、運營決策、設備預測性維護等方面,有效降低傳統產業運營成本,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柔性化,推動傳統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上述運行機理,不僅僅表明新基建代表未來發展方向,也證明了可以通過需求側刺激來促進供給側增長。 最后,對照標準三。我國新基建仍然薄弱。我國基建存量穩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質量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即使是“鐵公雞”,人均和密度也不如一些發達國家。 與新基建相關的,據世界銀行數據,2018年中國平均每百萬人擁有安全的互聯網服務器447個,低于中等收入國家(925個)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個),遠低于美國(65768個),根據中國互聯網網絡信息中心的數據,2019年6月中國網民覆蓋面61.2%,而2018年英國94.9%、日本84.6%、德國89.7%、法國82.0%、美國87.3%。 又比如,作為新能源汽車的基礎設施,充電樁少導致充電難是制約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根據恒大研究院的數據,截止2020年1月底,中國已建成公共充電樁53.1萬臺,私人充電樁71.2萬臺,預計到2025年,國內仍需新建約530萬臺充電樁。 最后,新基建中的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和工業互聯網本身是新生事物,處于培育期和發展的關鍵期。因此,新基建的投資,不僅僅是投資,也具有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所要求的積極的補短板效應。 三、國企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 很多人擔心新基建的投資是否會重復2009年“四萬億”的負面效應。比如“一哄而上”、重復建設,目前各地市陸續公布了2020年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新基建占重大項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躍躍欲試,借著貨幣政策放松的“東風”積極融資,隨之而來的產能過剩、杠桿過高將侵蝕過去幾年“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覆轍,關鍵在于供給側改革的約束和發力。 比如,新基建中最基礎的5G基站和大數據中心的建設,圍繞綠色能源網的特高壓、充電樁建設,以及高鐵軌交領域的建設,都是由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來承擔,比如5G基站,主要由幾大運營商和鐵塔公司負責,2020年三大運營商資本開支總額約3348億元,5G相關投資約1800億,云服務、互聯網數據中心、物聯網等業務板塊收入成為幾大運營商增長最快的板塊。 同時,國有企業也是利用新基建改造升級傳統產業的積極實踐者,比如中車集團推動高鐵軌交領域的智能化、數字化,招商局集團在招商港口利用區塊鏈、大數據等各項新技術,為單證無紙化和電子化流轉、閘口自動化等業務創新場景搭建了統一的數字化應用平臺等等。國有企業在新基建總發揮著“中流砥柱”作用,彰顯了國有企業“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根據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要求,在新基建投資需求刺激的背景下,國企改革更是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 以發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企改革為供給體系更好適應新基建投資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為國企新基建投資提供了經營機制的保障。國企的“混改”是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通過引進非公有資本投資者來推進運營機制改革,特別是深化長期束縛國企發展的三項制度改革,就是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構建市場化的選人用人機制、市場化的用工制度和市場化的薪酬分配機制。在去年11月份國資委發布的《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明確鼓勵混合所有制企業綜合運用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等中長期激勵政策,探索超額利潤分享、項目跟投、虛擬股權等中長期激勵方式。新基建相關行業技術創新速度加快、創新要素的聚集程度更高,對創新性人才的需求大,靈活高效的激勵機制尤為重要,傳統僵化的經營機制難以滿足新基建的需求。可以說,真正改到位的混合所有制恰恰為國有企業參與新基建投資提供了經營機制上的保障。最近剛剛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高了勞動力要素、技術要素、數據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對混合所有制的經營機制改革提供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了新基建中亟需市場化導向的互補性和協同效應。 在新基建領域中,國企和民企實際上有一定的分工,國有企業更注重于基礎層面,而民營企業更注重于市場應用層面,后者更接近市場,“春江水暖鴨先知”。在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的推動下,to C、to H、to B端會呈現新的產品形態,而在“云、網、端”協同下,也將產生新的生態化學反應,塑造全新業務模式,如何與市場進行相互融合、交叉賦能、重新定義、重新組合,從而更好更及時的對市場需求、市場創新做出反應。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過引入具有互補和協同效應的戰略投資者來解決這一問題。比如,中國聯通、中國石化的銷售板塊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BAT等戰略投資者對期后續發展極為重要,不僅對原有國企股權結構、管理方式進行優化,還可將自身優勢與行業巨頭形成互補和協同。同時,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也通過參股、控股新基建民營企業等方式,培育孵化前瞻性戰略性產業,比如,工業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0年大數據產業發展試點示范項目名單,國新系基金所投資的5家企業均成功入選。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優化國有經濟在新基建領域的布局和結構調整。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復建設、過度融資。 混合所有制企業要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堅持以資本為紐帶、以產權為基礎完善治理結構,充分發揮非公有資本股東的積極作用,促進非公有資本股東代表能夠有效參與公司治理;避免“行政化”“機關化”管控,實現從“控制”到“配置”的轉變,國有股東以股東角色和身份參與企業決策和經營管理,不干預企業日常經營,依法保障混合所有制企業自主經營權。這樣一種企業治理結構基本上能保證混合所有制企業成為一個真正的獨立市場主體,對不能盈利的重復建設的動力不足。 對企業財務也形成了硬約束,無論是銀行還是企業自身,對企業過度融資的動力不足。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產能過剩和杠桿高企的問題。當然,在這一方面,僅僅依靠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夠的,還需要做好頂層設計的統籌規劃。 面對百年一遇的疫情沖擊,我們既要發力需求側的新基建投資,加大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貸款政策的支持,鼓勵民營企業參與,提高投資效率。 也要發力供給側的國企改革,改治理結構,改經營機制,加強與市場的戰略協同,形成供給與需求良性互動的正向循環,推動中國經濟早日恢復常態發展。在疫情過后的復工復產中,國有企業的新基建投資有望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增強中國經濟的韌性。[詳情]

李稻葵:經過2-3年努力 中國經濟可以回到6%路徑上來
李稻葵:經過2-3年努力 中國經濟可以回到6%路徑上來

   “2020宏觀經濟論壇”今日舉行,主題為“中國經濟:看準行穩”。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出席并演講。  李稻葵在演講中談到,中國未來經濟走出怎樣的軌跡? 他表示,經過2,3年努力,第一個增長點是,中國經濟可以回到6%的路徑上來。 第二, 科技能力將升級,中國是一個科技人才大國。我國的工科訓練比美國的普通大學要成功,這是創新潛力所在。 第三, 中國經濟主要市場在國內,拉動東南亞產業鏈。技術創新自主能力可以上來。 以下為演講實錄: 今天想來談談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會有什么樣的影響?未來兩到三年中國經濟走勢如何,決策者、企業家,應該做怎樣的準備。 第一個話題,如何看待新冠疫情之后中國與世界的政治、經濟、金融的形勢? 這次疫情的傳播速度不僅快,而且隱蔽性非常強。因此,我判斷這次疫情不大可能短期內能夠完全地離開我們,全球范圍來看短期內恐怕很難宣布戰勝了疫情,也就是說這次恐怕我們應該做持久戰的準備。具體來說,今年秋天全球可能還會有第二輪的疫情發展,明年春天恐怕還會有。 這次疫情對世界經濟、金融的影響是什么?全球范圍之內,這次抗疫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醫控,例如武漢有方倉醫院,臨時建了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第一階段是大量的精力放在醫治病人,防止傳播。 我們正在走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是復工復產階段,中國從3月開始就復工復產了。復工復產是關鍵,目前看到的是消費者信心不足,消費者還沒有完全恢復到像疫情之前的去餐館、去電影院消費。 第三階段還沒有完全到來,但是開始出現端倪,是什么呢?第三階段是由于疫情來了之后,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會產生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將會不斷地突顯出來。到目前為止,全球范圍來看,尤其是發達國家,目前疫情是怎樣對經濟社會產生影響?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這次疫情全球范圍來看,尤其在發達國家,是低收入者的危機,這些人收入低、儲蓄低,疫情之后工作收到影響,甚至失業。但從資本市場來看,最開始極其恐慌,華爾街連續四次熔斷,但是緊接著美聯儲出臺了沒有上限量化寬松,美國國會也推出了財政刺激計劃,于是金融市場格再次猛漲,5月底華爾街的價格已經超過了2019年11月的水平。 第二個話題,這次疫情之后,政策做出哪些調整,未來一兩年還會有怎樣的政策走勢?兩會召開之后這些政策的趨勢是非常明朗的,我理解有三個大原則:一是保底線,二是留有余地,三是要轉危為機。 什么叫保底線,底線在哪里?底線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底線就是就業,底線就是社會穩定,堅決不能讓這場疫情影響到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政策都是圍繞著這個展開的,比如發行特別國債券,重要的發力點就是盡量地減少手續,一竿子觸達到縣級政府,主要用來保民生。這個底線一是體現在民生,不能出現因疫情而發生新的貧困,這是保底線。 保底線的另一個重要的表現是什么?就是就業。今年870萬大學畢業生,明年還會更多一些,大學畢業生要有工作。今年兩會上提出要保證900萬個新增就業的人數,這是什么概念呢?過去這幾年,每年提的是每年新增就業1100萬,最后執行的結果是1300萬,將近1400萬的新增就業,今年目標是900萬的新增就業崗位,坦率地講應對870萬的大學畢業生是比較緊張的。 還有一個保底線是什么呢,是一些企業短期內碰到了問題,比如一些出口企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預測是發達國家會有-6%的經濟下滑,-6%是很厲害的,一般衰退年份-1%或者-2%是正常的,這次發達國家是-6%。這樣的情況下出口市場肯定是不好的。怎么辦?要給這些出口企業一定的援助,不能說沒有出口定單了、就破產了、影響就業了,而是要給企業一個時間窗口,在這個時間窗口之內給他救助,讓他轉型,這也是保底線的第三個方面,所以我理解“六保”里面,最核心的是保民生、保就業、保企業,或者說市場主體。 兩會結束之后,貫徹的指導思想是什么?剛剛談到了,就是要在政策寬松的過程中留有余地,怎么叫留有余地呢?比如這次兩會沒對經濟增長提出硬指標,就是怕地方政府為了GDP指標搞一些短期來看似乎能夠穩住經濟,但是長期來看會留下隱患的措施。因為明年后年的經濟情況不會一下子就扭轉過來,國際形勢還會變化,所以把一些政策的“子彈”留下來,中央層面也是留有余地的,比如這次的特別國債券只發了1萬億元,之前很多預測,包括我自己預測是1.2萬億元,這次只提了1萬億的特別國債券,為什么只提1萬億,我的理解是擔心明年后年經濟還不能完全恢復,所以留有余地。 再比如財政赤字率,這次提的是3.6%以上的赤字率。3.6%以上,只要是保證了就業,保證了民生就可以了,并不追求GDP的增長速度。目的是如果明年后年經濟還有波動的話,財政上還能夠再發力。這是我理解的經濟政策的三個原則。 經濟在醞釀新的增長機遇,但也要對未來兩到三年的經濟短期沖擊做出預案。最終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兩到三年的調整,包括國有企業改革,能夠經過兩三年的調整,讓中國經濟再回到一個比較健康的或者是更加健康的、更加可持續的發展軌道上來。 未來兩三年,就是要下過去下不了決心,一些基礎性的技術也好,投資也好,經過兩三年調整,中國經濟的科技發展、產業升級會有一個更好的基礎。 什么叫危機中孕育新的機遇,什么叫在變局中打開新的局面?具體說來這么幾件事情,未來兩三年會陸續推出。 第一,財政上會持續地擴張,今年的擴張有三個部分。占GDP3.6%以上的財政赤字是第一部分,估計有4萬億元的財政赤字,還有1萬億元的特別國債券,這就是5萬億元了。還有3.75萬億元的地方政府的專項建設債,所以加在一塊,大概就是大數是八九萬億元。如果不夠,明年起適當地擴張。為什么這樣講,中國現在整體看,債務水平不算太高,我們整體上講企業債加政府的各種各樣債占GDP的比重是2.6%左右,但是我們的儲蓄高,百姓、企業和部分機構,比如很多大學的資金很多是沒有用起來的。我們的儲蓄率是38%,GDP中38%每年是用不到,是用來儲蓄的。從宏觀上講,中國的財政上是有空間的。但還是那句話,“子彈”不能一下子打光了,這是具體的財政上還可以擴張,這次財政的擴張主要是針對基層,不是中央的資金直接拿錢搞項目,而是直接交給基層,交給縣級政府去做。 第二是金融方面,這次也有很多的政策,比如說直接面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哪怕是不良率高一點,金融方面還有很多措施,比如說注冊制要推出來,再比如說債券市場的發展,各種具體的債券管理辦法,一定還會進一步細化。再比如退市,經營不好的企業、做假企業的退市政策也要加快。 第三,基建現在也在加碼,這次的基建和2008年不一樣,這次的是抓重點,而不是撒胡椒面,這次的基建是三個重點:一是新基建,這個就不重復了;二是新型城鎮化,尤其是縣級的新型城鎮化;還有一個是老舊小區的改造,現在提出了要三萬多個小區出加裝電梯。為什么要做這個,為什么要搞縣城的更新,為什么要給老舊小區改造呢?主要仍有大量農村人口要進城,年輕人在城里打拼,要給下一代進城定居的條件,也要把老人接到城里來,第一站就是縣城。 基建還有一個重點區域,就是重要項目的建設。舉個例子,在珠三角地區,港珠澳大橋是連接香港、澳門、珠海的“中間一杠”,但這還遠遠不夠,這一區域的道路和橋梁是非常擁擠的,地方經濟活動是強度非常高的,基建還要加強。 再舉個例子,在長三角地區,有一個全國百強縣叫江陰,江陰在長江的南面,對面叫錦江,這個過江大橋也極其繁忙,不是過年過節都堵車,過年過節更堵車,經濟如此發達地區,經濟活動強度如此之大的地區居然天天堵車,當然要建橋。這次的重點是抓新基建,新型城鎮化和重點地區的基建,這次的政策還是很務實的。這次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上次4萬億的教訓,準備打持久戰。 未來的兩三年,中國經濟將會走出怎樣的軌跡?首先,未來兩三年,可能還會是比較艱苦的,會出現一些考驗我們的耐心和定力的國際上的重大變化。 經過了兩三年的努力,中國經濟應該能夠回到6%左右的增長,因為中國經濟有兩個重要的潛力,一個潛力是我們確實市場大,我們有4億中等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指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50萬之間,這4億的人口消費能力是很強的。我在這次兩會上提出了一個提案,應該再花15年的時間,把4億的中等收入人群翻一番,變成8億,這是我們的增長潛力。 第二個增長潛力大家可能講得不夠多,就是我們科技升級的能力,中國是一個科技人才的大國,科技人才大國,我們每年800多萬大學畢業生,40%是學工科的,中國工科的訓練是非常嚴謹的,坦率地講比美國要成功,尤其是比美國的普通大學要成功,美國頂尖大學是不錯的,但是很多一般大學是比不上我們的一般大學的,這是我們創新的潛力所在。 所以我的判斷是在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我們應該能夠打開一個新局面。中國經濟的主要市場在國內,主要市場在國內,而且以中國經濟為核心,我們拉動了東南亞、東亞地區的產業鏈。此外,我們的技術創新基本上能夠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很多創新能夠實現自主,當然最頂尖的創新一定還要國際交流,比如說量子計算一定需要國際交流。形成創新自主能力提升、跟國際交流學習,這樣一個局面。一旦這個局面形成,我們還會有十年左右比較快速的增長,在6%左右。再下來,我以前算過一個數字,從2020年到2050年,只要保持4%左右的增長就夠了。 具體來看,有六個方面仍然有發展機會。 一是汽車的銷售會恢復,汽車銷量過去這兩年下降非常快,這種下滑不是長期的,還有大量的家庭想買汽車,還有很多家庭想換汽車,我們的百戶人家的汽車平均保有率只是巴西的一半。這需要地方政府發力,需要在汽車的牌照管制方面有創新。 第二,房地產方面,住宅地產是增長點,雖然不可能回到過去那樣子的爆發式增長,但仍然有增長空間。疫情期間大家宅在家里,對自己的住房有新的體驗,想換大房子的,想換更好的區域的,裝修風格要變的,一定有。這方面需要相關的政策配套,要增加土地供給,控制房地產的價格,房子要做到房住不炒,根本之策不是搞限購,限購只是降溫,根本的職責是增加住宅土地供給。地產是未來的一個增長點,但是千萬別誤解,絕對不是說地產價格要暴漲,而是有希望走出一條價格不怎么漲,但是交易量上升,老百姓能夠通過交易改善住房的需求,這么一個格局。 第三是新科技,未來幾年一定會大規模發展,包括這次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通訊軟件、內容網站,應用層面的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還會發展。 第四是重點領域投資,例如老舊小區的改造、智能電梯,此外還有重點高科技工程,城市地下傳感器的設計和建設等,這方面也會出現大量的技術需求和機會。 第五是金融,也面臨著新發展的新階段,債市市場還要擴大,政府債券的規模一定會擴大。注冊制之后有進有退,股市也會發展。 第六是新型城鎮化,這可能是未來二三十年的重大機遇,農村兒童和老人要進城,城里的外來工會定居下來,這個問題要仔細地地研究。中國這么多城市,從一線到三四線城市,哪些城市、哪些地區人口會流入,哪些地區的住房、公共設施會增加投資,最終是老百姓自主定居的選擇,我們應該做好這方面的研判,投資、政府的政策都要跟著百姓的意愿走。 經濟目前遇到了調整期,從職業發展來看,大家一定要耐心,一定要有定力,經過這兩三年的調整,經濟一定還有更好的發展前景。企業、個人事業,如果能調整到位,還會迎來未來更好的發展前景。[詳情]

趙華林:新基建有三個選擇標準,投資要用在“刀刃”上
趙華林:新基建有三個選擇標準,投資要用在“刀刃”上

  原標題:【宏觀經濟論壇】趙華林:新基建有三個選擇標準,投資要用在“刀刃”上 經濟觀察網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曉丹  疫情之后的經濟紓困,新基建與國企改革是兩個重要抓手。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巡視組組長趙華林在6月9日由經觀傳媒、經濟觀察報舉辦的中國經濟看準?行穩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當前既需要需求側的刺激,也需要供給側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間的協調。 趙華林認為,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著力點,投資還需要“好鋼用在刀刃上”, “刀刃”的選擇有三個標準:一是規模足夠大且對經濟的帶動效應足夠大;二是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趙華林進一步表示,以發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企改革,為供給體系更好適應新基建投資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以下為演講內容: 大家好!我今天的演講題目是疫情之后的經濟紓困:新基建與國企改革。 一、為什么要對沖疫情沖擊?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并在全球蔓延,為了保護生命,使醫療體系能夠應對這一疫情,世界各國廣泛實施隔離、封鎖措施,以減緩病毒傳播,這也給經濟帶來了需求側和供給側雙向同步的負向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大幅下調2020年的經濟增長預期,認為全球經濟可能出現3%的負增長,對中國經濟的預測下調至1.2%,嚴重程度遠超2008-2009 年金融危機。 中國在抗擊疫情和恢復生產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勝利來之不易,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增速創改革開放以來最低。從需求側來看,出口、投資、消費分別同比下降11.4%、16.1%、15.8%,三駕馬車均創歷史新低。 國際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短期內難以看到需求側的報復性改善。從供給側來看,我國防范疫情輸入壓力不斷加大,復工復產形勢嚴峻,4月上旬,全國工商聯直屬商會會員企業復工率達到80%,但復工企業的復產率僅為63%,一季度第二產業增加值下降9.6%。 同時,疫情沖擊可能促進發達國家加快彌補和完善各自或區域化的完整產業鏈,可能給供給側帶來長期的負面沖擊,特別是“逆全球化”的抬頭,可能會阻滯高端制造和研發環節向我國的梯度轉移,而這恰恰是我國現階段產業升級、經濟發展所亟需的。 所以,本輪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不同于2003年的SARS,很可能會持續較長時期,甚至會有長期負面影響。 如何對沖疫情帶來的負向沖擊、給經濟紓困?我們既需要需求側的刺激,也需要供給側的改革,更需要刺激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間的協調。 比如我國在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也是需求和供給兩端同時發力。一方面增發國債發展基礎設施刺激需求,以需求刺激托底,同時,基礎設施的完善又為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了供給;另一方面積極推進國企改革、商品房改革等市場化改革和積極加入WTO,既通過改革釋放活力,又創造新的需求,從而實現了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放大了供給增長和需求增長,有效應對沖擊,并為中國在新世紀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前,我們的需求刺激著力點在哪?我們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在哪?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良性互動的結合點又在哪?我給出的答案是新基建、國企改革和推動國企改革促進新基建。 二、新基建是需求刺激的著力點 從2008年以來,政府、企業、居民輪番加杠桿,杠桿水平都不低,十八大以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將去杠桿作為重要內容,不然經濟風險太大。因此,投資還是需要好鋼用在刀刃上。 我認為,“刀刃”的選擇有三個標準:一是規模足夠大且對經濟的帶動效應足夠大;二是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三是目前的短板。 標準一主要體現了投資需求的刺激作用,標準二和標準三則體現了需求側刺激對供給側增長的積極促進作用。這三個標準體現了對需求和供給良性互動的關注。新基建符合上述三個標準。 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寫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2020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2月中央深改委會議、3月和4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持續密集部署,最近政府工作報告上又對新基建工作進行了部署,重視程度顯著提升。 根據國家發改委最新的提法,新型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信息基礎設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演化生成的基礎設施,比如,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融合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進而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創新基礎設施主要是指支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產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 首先,對照標準一。 以5G為例,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2025年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到1.2萬億元,5G網絡建設還將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預計到2025年將累計帶動超過3.5萬億元投資。到2030 年,在直接貢獻方面,5G將帶動的總產出、經濟增加值、就業機會分別為 6.3萬億元、2.9萬億元和 800萬個;5G的間接貢獻體現在帶動總產出、經濟增加值、就業機會分別為10.6萬億元、3.6萬億元和1150 萬個。 又比如智慧能源基礎設施中的特高壓產業鏈包括電源、電工裝備、用能設備、原材料等,產業鏈長而且環環相扣,帶動力極強,據國網基建部最新口徑,國家電網公司全年特高壓建設項目投資規模1811億元,可帶動社會投資3600億元,整體規模5411億元。根據華為&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估算,過去30年,1美元數字經濟投入將產生20美元GDP,而同期1美元非數字經濟投入則只產生3美元GDP,前者是后者回報的6.7倍。 在一季度的經濟數據中,我們也看到和數字經濟相關的亮色,比如一季度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2%,3月份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長9.9%,工業機器人增長12.9%,展現了中國數字新基建的巨大優勢,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的巨大前景。 因此,新基建投資既有規模上的優勢,也有很強的產業關聯帶動效應。 其次,對照標準二。新基建是實現我國技術創新的有效路徑,也是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支撐。 5G與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深度融合,將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核心能力,是新基建的核心層,結合充電樁、特高壓、城際高速和軌道交通這些經過數字化改造的傳統基建的作用,利用智能手機、智能穿戴、無人駕駛新能源車等智能終端,將在流媒體、商業、工業、綠色能源、智慧城市管理、車聯網等應用層面催生更多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 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基建的完善,也有助于提升我國對全球產業鏈中的高端制造、研發環節區域布局的吸引力,積極消除“逆全球化”的不利影響。 另外,基于傳感器+數據+模型等要素構建的工業互聯網和5G技術的結合,將優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協同設計、生產設備優化、質量檢測、運營決策、設備預測性維護等方面,有效降低傳統產業運營成本,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柔性化,推動傳統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上述運行機理,不僅僅表明新基建代表未來發展方向,也證明了可以通過需求側刺激來促進供給側增長。 最后,對照標準三。我國新基建仍然薄弱。我國基建存量穩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質量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即使是“鐵公雞”,人均和密度也不如一些發達國家。 與新基建相關的,據世界銀行數據,2018年中國平均每百萬人擁有安全的互聯網服務器447個,低于中等收入國家(925個)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個),遠低于美國(65768個),根據中國互聯網網絡信息中心的數據,2019年6月中國網民覆蓋面61.2%,而2018年英國94.9%、日本84.6%、德國89.7%、法國82.0%、美國87.3%。 又比如,作為新能源汽車的基礎設施,充電樁少導致充電難是制約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根據恒大研究院的數據,截止2020年1月底,中國已建成公共充電樁53.1萬臺,私人充電樁71.2萬臺,預計到2025年,國內仍需新建約530萬臺充電樁。 最后,新基建中的5G、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和工業互聯網本身是新生事物,處于培育期和發展的關鍵期。因此,新基建的投資,不僅僅是投資,也具有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所要求的積極的補短板效應。 三、國企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 很多人擔心新基建的投資是否會重復2009年“四萬億”的負面效應。比如“一哄而上”、重復建設,目前各地市陸續公布了2020年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新基建占重大項目比很大,一些地方的城投公司躍躍欲試,借著貨幣政策放松的“東風”積極融資,隨之而來的產能過剩、杠桿過高將侵蝕過去幾年“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如何防范新基建重蹈覆轍,關鍵在于供給側改革的約束和發力。 比如,新基建中最基礎的5G基站和大數據中心的建設,圍繞綠色能源網的特高壓、充電樁建設,以及高鐵軌交領域的建設,都是由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來承擔,比如5G基站,主要由幾大運營商和鐵塔公司負責,2020年三大運營商資本開支總額約3348億元,5G相關投資約1800億,云服務、互聯網數據中心、物聯網等業務板塊收入成為幾大運營商增長最快的板塊。 同時,國有企業也是利用新基建改造升級傳統產業的積極實踐者,比如中車集團推動高鐵軌交領域的智能化、數字化,招商局集團在招商港口利用區塊鏈、大數據等各項新技術,為單證無紙化和電子化流轉、閘口自動化等業務創新場景搭建了統一的數字化應用平臺等等。國有企業在新基建總發揮著“中流砥柱”作用,彰顯了國有企業“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根據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要求,在新基建投資需求刺激的背景下,國企改革更是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 以發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企改革為供給體系更好適應新基建投資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為國企新基建投資提供了經營機制的保障。國企的“混改”是為改而“混”,“混”是形式,“改”才是目的,通過引進非公有資本投資者來推進運營機制改革,特別是深化長期束縛國企發展的三項制度改革,就是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構建市場化的選人用人機制、市場化的用工制度和市場化的薪酬分配機制。在去年11月份國資委發布的《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明確鼓勵混合所有制企業綜合運用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等中長期激勵政策,探索超額利潤分享、項目跟投、虛擬股權等中長期激勵方式。新基建相關行業技術創新速度加快、創新要素的聚集程度更高,對創新性人才的需求大,靈活高效的激勵機制尤為重要,傳統僵化的經營機制難以滿足新基建的需求。可以說,真正改到位的混合所有制恰恰為國有企業參與新基建投資提供了經營機制上的保障。最近剛剛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高了勞動力要素、技術要素、數據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對混合所有制的經營機制改革提供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了新基建中亟需市場化導向的互補性和協同效應。 在新基建領域中,國企和民企實際上有一定的分工,國有企業更注重于基礎層面,而民營企業更注重于市場應用層面,后者更接近市場,“春江水暖鴨先知”。在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的推動下,to C、to H、to B端會呈現新的產品形態,而在“云、網、端”協同下,也將產生新的生態化學反應,塑造全新業務模式,如何與市場進行相互融合、交叉賦能、重新定義、重新組合,從而更好更及時的對市場需求、市場創新做出反應。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過引入具有互補和協同效應的戰略投資者來解決這一問題。比如,中國聯通、中國石化的銷售板塊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BAT等戰略投資者對期后續發展極為重要,不僅對原有國企股權結構、管理方式進行優化,還可將自身優勢與行業巨頭形成互補和協同。同時,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也通過參股、控股新基建民營企業等方式,培育孵化前瞻性戰略性產業,比如,工業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0年大數據產業發展試點示范項目名單,國新系基金所投資的5家企業均成功入選。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優化國有經濟在新基建領域的布局和結構調整。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復建設、過度融資。 混合所有制企業要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堅持以資本為紐帶、以產權為基礎完善治理結構,充分發揮非公有資本股東的積極作用,促進非公有資本股東代表能夠有效參與公司治理;避免“行政化”“機關化”管控,實現從“控制”到“配置”的轉變,國有股東以股東角色和身份參與企業決策和經營管理,不干預企業日常經營,依法保障混合所有制企業自主經營權。這樣一種企業治理結構基本上能保證混合所有制企業成為一個真正的獨立市場主體,對不能盈利的重復建設的動力不足。 對企業財務也形成了硬約束,無論是銀行還是企業自身,對企業過度融資的動力不足。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產能過剩和杠桿高企的問題。當然,在這一方面,僅僅依靠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夠的,還需要做好頂層設計的統籌規劃。 面對百年一遇的疫情沖擊,我們既要發力需求側的新基建投資,加大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貸款政策的支持,鼓勵民營企業參與,提高投資效率。 也要發力供給側的國企改革,改治理結構,改經營機制,加強與市場的戰略協同,形成供給與需求良性互動的正向循環,推動中國經濟早日恢復常態發展。在疫情過后的復工復產中,國有企業的新基建投資有望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增強中國經濟的韌性。 謝謝大家![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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